今天继续共读《另一种选择》，创伤体验往往如地震般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的信念，剥夺了我们对于人生可控、可预测，以及充满意义的认知。乔告诫自己不要陷入空虚与绝望。奥地利著名精神病专家、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发现：“当我们不能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改变自我的挑战。”

此外，两位心理学家还研究了经历过各种创伤的数百个案例，其中包括性侵和性虐待受害者、战争难民和战犯、事故和自然灾害幸存者、严重受伤者和重病患者等。这些人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焦虑和抑郁，然而，尽管受创者存在着消极情绪，但他们仍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之前，心理学家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创伤的两种可能的后果上——一些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包括抑郁、焦虑，或者身体功能障碍；一些人则表现出有复原的能力，他们最终会恢复到创伤之前的状态。但是，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遭受过痛苦的人有可能复原并成长。

戴夫去世4个月后，亚当给我讲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对我来说，这太不现实，怎么可能呢？这也就是说说吧。当然，的确有人能够从不幸中获得成长，但拿它当作希望之光去忽悠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我是不大相信。

尼采有一句名言：“那些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泰德斯基和卡尔霍恩对此做了细微的改动：“我比自己以为的更脆弱，却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面对生活射来的利箭，我们会受伤，伤痕会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在强大的内在力量的驱动下躲开这些利箭。

我无法想象。人们不断地对我说这句话，我也赞同。但我的心那么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熬过去。处于急性悲伤的深渊，我根本不认为自己还能变得更强大。然而，随着心碎的日子渐渐过去，我意识到自己可以更强大，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生活着，而熬过去就是获得力量的途径之一。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必须坠落，就让我坠落，我会成为的那个人一定会接住我。”

慢慢地（极其缓慢地），一种全新的视角开始渗入我的日常生活。过去，孩子们面对挑战时，我会很焦虑，但戴夫会让我安心。现在，我要让自己安心了。从前，如果女儿因为没有和朋友一起入选某个社团而情绪低落，我会鼓励她多加练习，私下里却会担心。现在，我便会想：“很好啊，每个孩子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落入正常问题区太令人欣慰了。”此时我还需提醒自己：“这么想就好了，千万不要大声说出来。”

我们不必等到特别的场合才去感恩。在我特别喜欢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给向自己表达了善意的人写感谢卡，结果证明，收到卡片的人很开心，送出卡片的人的抑郁程度也显著降低，而且对于感恩的回味伴随着他们长达一个月。当亚当和我分享这项研究时，我认识到了它的原理：当我感谢朋友和家人时，悲伤自然被置之脑后了。

但是，悲剧也能激励我们建立全新的、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创伤后成长的第三个方面。研究发现，战争中目睹战友惨死的士兵们在40年后，更容易获得军队同侪的友谊。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他们更理解生命的意义，也更愿意和有同样感受的人相处。许多乳腺癌幸存者也觉得她们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比以往更亲密了。

当人们共同经历过某种悲剧，或是面对过类似的悲惨状况时，彼此之间的联结会更紧密。他们会互相信赖，互吐心声，互相依靠。就像那句谚语所说：“顺境时，朋友了解我们；逆境时，我们了解朋友。”

创伤后成长的第四种形式是发现人生中更大的意义——强烈的使命感，它源于“人的存在皆有意义”这一信念。维克多尔·弗兰克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痛苦在找到意义的时候就不再是痛苦。”

许多人在宗教中或在拥抱灵性时找到了意义，而创伤经历则会把人们带往更深层次的信仰，具有强烈宗教和灵性信仰的人拥有更大的复原力，他们能获得更好的创伤后成长。主持我和戴夫的婚礼的拉比杰·摩西告诉我：“上帝或是更高层次的神明会提醒我们，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

戴夫永远都在，就像歌里唱的：“一抹永恒的掌印，在我心上。”因为有他的存在，我被深深地改变了；因为他不在了，我被更深刻地改变着。

我心底有着最深切的渴望，渴望美好的事因戴夫可怕的死亡而发生。当有人说，他们从我分享的内容中找到了安慰和力量的时候，这就是对戴夫生命的奖励。他为帮助他人付出了那么多，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成为戴夫遗产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