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及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影响

        “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的相继爆发，尤其是北伐革命开始之后，社会革命从理论的建构和宣传转变为现实的政治实践。这时，个人的欲望与社会革命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悖论：革命是个人欲望得以实现的前提；同时，欲望本身又在革命中被作为阻碍革命的因素而受到压抑。欲望与理性（社会革命）之间的悖论，在革命时期常常引起革命青年的焦虑，具体历史实践中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革命与恋爱的纠缠交错。因此，在革命到来之前及在革命进行的过程中，“恋爱与革命的问题”必然会引起社会，尤其是革命青年的广泛关注。随着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共两党的报刊为配合革命形势发展，纷纷刊载讨论北伐革命的文章。处在恋爱时期的青年是革命的主体，因而革命和青年的问题，尤其是革命青年的恋爱问题，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各大报刊讨论的重点。当时，革命的大后方广州便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激发了《广州民国日报》上“恋爱与革命”的文学创作，并对日后“革命加恋爱”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了“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源头和流行的重要原因。

      《广州民国日报》“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由张威于1926年4月21日发表在《批评与创作》副刊上的《恋爱与革命》一文引起。这篇短文中，作者抱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观点，认为青年首先应该革命，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真正的恋爱才有实现的可能。文章首先提出作者自己的恋爱观，即真正永久的恋爱“是建立在精神上面，……绝对没有金钱虚荣和性欲冲动的色彩，就是说真真正正的恋爱，是以恋爱为目的，不是以恋爱为手段”。并且，这样的恋爱在现在这个“宗法社会和经济恐怖的时代”绝没有实现可能，因为不但有黑暗家庭从中作鬼，万恶社会到处包围，而且较之力量更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将家庭爱情的面帕扯碎了，家庭的关系弄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不免成了“作茧自缚”。作者认为，“男女在经济未独立以前，绝对不能谈恋爱与结婚，与人恋爱与人结婚，在男子是变态的奴隶，在女子是变态的娼妓”。因此，“男女青年要想得到真正的恋爱，唯一的方法，只有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而奋斗，为被压迫民族求解放而奋斗，……废除一切私有制度，和蛮横的礼教，建设新经济组织的社会”。这样“人人可以尽力发展个性，绝对自由平等”，真正的恋爱才可以自然而然实现。文章最后举莫斯科东方大学对于一个因失恋而自杀者——格利扬巴夫的宣言为例，指出恋爱给革命时期的青年所带来的危险：一，减少革命性；二，易于变节；三，自杀和杀人；四，互相仇视，以致延长革命的时间，或消减革命的运动。

        张威这种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观点一经发表便有青年发文表示反对。最先做出回应的是MS，他在《读了<恋爱与革命>以后》一文中首先表示对张威观点的同情,认为“在革命尚未成功以前,什么自由恋爱,恋爱自由,完全是性欲冲动,金钱魔力使然的”，但反对张威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观点，说“要达到革命成功的时期，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而人生寿命有限，要“等到革命成功，才来恋爱，那就恐怕他已经死有余骨了！”MS认为“性欲冲动、是任何人不能免的”，“性欲是人生应该要满足的（无论在革命时期或非革命时期。）如果一味禁止，就未免把人生的根本意义，抹杀了一部分”。所以，他主张在革命与恋爱相矛盾的情况下，“站在革命战线上的青年男女们，性欲求发展以前，尽管努力革命！在性欲发展时期可以恋爱；但须有条件：一，非金钱或一时性欲的结合，须精神的结合；二，恋爱勿忘革命。”[1]

        张威和MS的讨论很快引起广大青年共鸣，他们纷纷参与到讨论中来。《广州民国日报》一时“投稿特多”，“不能尽录”，“遗珠无限”[2]。因此，《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副刊辟出整版专门讨论“恋爱与革命为题”，并连续刊出五期讨论专号，形成了讨论高峰，期望通过深入广泛的讨论，以指示出“恋爱与革命问题”的答案，“给一般青年认识清楚，免他们暗中摸索或误入歧途”[3]。

        纵观整个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革命要不要恋爱，恋爱会不会妨碍革命，以及怎样处理恋爱与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上。关于革命要不要恋爱，绝大多数青年对张威的在旧社会制度没有打破，新社会制度没有建立以前，不能实现真正恋爱的观点表同情，但对张威主张的革命青年在革命中不能恋爱，应该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观点，虽然也有青年赞同，认为“恋爱和革命断没有并重的道理！” 在革命时节青年“该有个轻重缓急的较量”，当以革命为重、恋爱为轻，暂时忘却恋爱的幸福，担受革命的痛苦，“一齐团结起来，跑上革命的战线上，用尽精力去奋斗促革命早日成功”，这样“才可以获得真正的恋爱”[4]。大多数青年反对张威的观点，同意MS的的看法，认为“社会问题不解决，没有真正恋爱的可能；然而就现时的革命与恋爱事实的观察而论，可以说双方没有谈自由恋爱的资格；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的根本反对革命者谈恋爱”[5]，“真正恋爱能不能实现是一问题，而革命青年应否恋爱是另一问题”[6]，决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徐谷冰在《革命青年的恋爱问题》一文中认为：“恋爱是两性自然的结果，我们无法去反抗，亦不必去反抗的”“为着没有真正的恋爱，就叫青年不去恋爱，是不可能的”。但革命青年的恋爱又必须要遵守两性双方都必须经济独立、打破性欲的观念，两性须同为革命者等条件。[7]随着“革命要不要恋爱”问题的解决，讨论的重心很快转移到“恋爱会不会妨碍革命”的问题上来。沈中德在“恋爱与革命问题”第一期专号上便明确指出，现在讨论最为紧要的不是“革命要不要恋爱”，而是“第一，是要谨慎的观察──使我们于‘恋爱’线里的各方面，对于‘革命’没有阻碍和冲突。第二，同时于‘革命’的战线上个各方面，也要求于‘恋爱’没有冲突和妨碍革命的进行。”[8]

        如果说在前一个问题上，青年们没有产生太大的分歧，那么在后一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则截然相反、针锋相对。多数青年认为，恋爱能够给革命青年带来心理慰藉，革命激情，不但不会妨碍革命，如果恋爱的双方有相同的志趣，抱共同的信仰，恋爱还有助于革命。愤花在《革命的恋爱观》一文中提出“革命的恋爱观”，即是“根据了革命的主义的信仰，革命工作的努力的程度；双方都为了革命，即双方都拿革命的观念来发生爱，而这一种爱又属于异性的”。他认为“要是真正能达到革命的恋爱的时候，这种恋爱虽说没有大益处于革命，但也有些小利益给革命的”[9]，一是恋爱的安慰，可以给因革命工作干枯不成功而灰心的青年增加活力，使其对于革命格外坚决；二是恋爱的一对常常有竞争的心，一方面思想的进步，工作的努力，牺牲和奋斗的精神，必然引起对方的思想进步，工作努力。袁乾也说，“恋爱不特不妨碍革命工作，倘你的爱人是觉悟而爱国爱人的革命家，我想她还能帮助你积极进行革命工作呢”[10]。萧宜林更是认为，“恋爱是革命成功的母”，“在革命的时期当中，真正的革命家，也未必为了恋爱，就变了心，不去革命；有时候还曾因受爱人的鼓励，更加奋兴起来，增进我们成功的要素，如果我们的对方──爱人──是富有革命性的。”[11]也有不少青年坚决反对上述观点。任敏直接针对愤花的观点发文表示反对，认为“因革命是牺牲者，是预备居失败的地位。不幸而暂时失败，不特别足以挫吾们之志，益足以励我们之奋斗，而且我们既决心加入革命战线上，断断不以外物的故而始加生奋励，所以既不须人加以安慰，亦不因竞争心始努力”[12]。林雨山也发文对徐谷冰提出的革命中恋爱的三个条件表示异议，认为女子不仅在家庭中没有财产权利，在社会上女子职业问题根本也没有解决，经济独立就无从谈起；另外女子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不能了解革命的真意，自然也就不能和男性有相同的感情、思想、信仰，所以他主张“假恋爱既不可，真恋爱又不能”，就只有暂时牺牲恋爱，努力革命。”[13]更有青年提出新的看法：革命青年是领导群众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仰，而头脑简单的群众又“最卑鄙男子和女子为伍，偏偏恋爱的形式形影不离，若为群众见到，不止失了人格，连信仰也取消了”，或男女之间由精神的恋爱而渐渐达了欲性的恋爱，将来生下儿女，迫于生活的要求，“不止不能够没有革命工作，还要向资本主义摇尾乞怜，而变了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了！”[14]所以，战场上的流血和爱人的接吻是决不能同时发生的。这些青年认为在恋爱与革命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恋爱是一定会妨碍革命工作的，因此，他们主张革命青年应该牺牲暂时的假的恋爱，去求将来的真正的恋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革命正式打响。此时，《广州民国日报》上“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显然被革命形势所压倒，转向北伐的意义和重要性等问题讨论。但“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1927年6—7月间《现代青年》副刊上还继续刊登有相关文章。此外，处在迎接革命状态下的武汉延续了“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频繁登载“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文章。总的看来，“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虽然不时被北伐战争的现实事件所打断，但夹杂在报刊政治、军事时局的讨论文章中，一直受到关注，在战争局势稍微缓解的情况下，不断地被提出吸引众多讨论者的口仗和笔伐”[15]。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偃旗息鼓。可见，不论是从讨论“参与者“的人数和报刊的重视程度，还是讨论中表现出来的革命青年迫切想要解决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心态，“恋爱与革命问题”都已经成为社会，尤其是革命青年面临的、最为关心的新问题，并随着革命形势扩展，逐渐成为令社会瞩目的时代先锋问题。

        “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很快进入到文学领域，刺激了《广州民国日报》上“恋爱与革命”文学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深刻影响了大革命过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创作与流行。《新时代》副刊上发表了顾仲起的小说《一封来信》[16]、姚应征的革命诗剧《思潮》[17]、飘零的诗歌《恋爱与牺牲》[18]等都以“恋爱与革命”为题材。《一封来信》写了革命青年在没有得到恋爱之前，因为革命工作的“机械和枯燥”，而放弃革命的意志，希望对方（女性）能够给自己恋爱的安慰，但在得到恋爱之后，又为着爱人而堕落了。小说通过MN女士的一封来信批判了把恋爱当作革命青年“安慰品”的腐朽思想。《思潮》则通过对革命青年由追求“革命之神”，为革命而牺牲恋爱的思想，最终向“爱神”屈服的堕落与沉沦，以期革命青年能在恋爱与革命之间有自己确定的人生观，“自然走到革命之途”。诗歌《恋爱与牺牲》更是直接以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观点贯穿全诗，写出了革命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之时，面对深刻的爱情和分别的痛苦，决然走向革命之路。诗中写到“惟有‘革命的牺牲’是真爱和永在的。”“牺牲的结果，才是我们两的真正的恋爱呢！”

        我们再进一步把《广州民国日报》上“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讨论”所带有的鲜明政治色彩，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从“五四”到“大革命”社会价值观念的转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几篇关于“革命与恋爱”的文章，都口径一致地主张为革命牺牲恋爱，认为“人类的真正自由恋爱，只有在社会制度打破之后，才有可能！若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清了社会进化的过程，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对于恋爱问题，应当是不难解决的。”可见，《广州民国日报》上“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对共产党宣言和莫斯科中央大学格利扬巴夫事件的引用，以及童炳荣、炮兵（郭俊英）等直接以《介绍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等文章的观点作讨论等，都来自于《中国青年》上刊载的文章。[19]国民党方面对“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的态度，则可以从洪瑞钊的《革命与恋爱》一书得知。《革命与恋爱》的言论虽然极端反共，但在“恋爱与革命问题”上却与共产党的主张惊人相似，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决不容易产生普遍的真诚的自由恋爱，因为从教育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形式来看，两性的永久幸福，还在空虚黑暗之中。因此我们更可明了，恋爱与革命，是互为因果的；要想给恋爱问题以一个总解决，惟有从努力国民革命入手！到了教育经济政治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以后，恋爱问题便不解而自解了。”[20]这种政治介入“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所反映出的社会观念转变，体现在文学上即可看出“大革命”对20世纪20年代文学观念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转变的影响。大革命形成了不同于“五四”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思潮，并给“五四”形成的社会思潮带来巨大冲击。这表现为本来被作为“革命”看待的“恋爱”在大革命时期转变为“革命”的对立面，“革命”成了“恋爱”的反动。“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在社会上形成的巨大冲击，深刻影响着革命青年的思想和生活，被作为他们在大革命落幕之后，追忆革命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复现，并成了“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的源头和流行的原因。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进行“清共”，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共第一次合作也随之宣告结束。大革命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突然失败了。大革命的戛然而止在共产党青年中造成两种反响：一部分青年误认为革命依然处在高潮之中，但更多的青年已经从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失落和悲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带着对革命美好憧憬的青年对革命充满了追忆和怀念。“革命与恋爱”作为此前青年最为关心的时代先锋问题，和作为他们亲身经历的生活，自然而然地被当作记忆的碎片，成为他们追忆逝去革命的一种最好方式。[21]再从“革命加恋爱”的实际创作来看，虽然大革命落幕之前，已经有蒋光慈《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张闻天的《旅途》，叶永蓁的《小小十年》等以“革命加恋爱”模式创作的小说，但都未受到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创作粗糙、水准不高，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没有形成作品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基础。直到大革命落幕之后，1927年10月蒋光慈的小说《野祭》的出版，才被认为是“革命加恋爱”创作的开始。[22]

        郁达夫在回忆蒋光慈时也说：“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就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起来。”[23]可见，“革命加恋爱”创作是在大革命落幕后，作为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对革命的普遍追忆，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而大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不再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那样是只诉诸政治精英和军事角逐的上层革命，国共两党纷纷展开广泛政治、文化宣传以及社会动员，力图造成所谓的‘全面革命’”[24]。文学作品作为宣传的主要工具，在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少青年人就因为阅读蒋光慈的作品而走向革命。因此，“革命”观念进入到日常生活，影响和规范着青年的思想，又给“革命追忆”和“革命加恋爱”创作提供了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25]

        “恋爱与革命问题”作为青年追忆革命的特殊方式，在日后“革命加恋爱”创作中得以复现。蒋光慈的《野祭》、《菊芬》，洪灵菲的《流亡》、《转变》和茅盾的《蚀》三部曲等“革命加恋爱”创作中的情节模式所体现出的“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矛盾冲突，如革命青年在“革命”与“恋爱”间的挣扎，由为恋爱而革命到为革命牺牲恋爱的转变，以及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产生恋爱等。后来，茅盾在回忆1920年代末流行的这段“革命加恋爱”小说时，把这些模式分为三种：恋爱与革命的冲突；革命决定恋爱；革命产生恋爱。[26]这正与“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中“恋爱”与“革命”孰重孰轻的争辩相对应。[27]此外，“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和评论中具体的言辞，如“人之必须恋爱，正如必须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28]“在现在的经济制度未推翻以前，真正的恋爱是不会实现的”[29]等，都可以在“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的文章中找到。可见，“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作为源头对“革命加恋爱”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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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S：《读了<恋爱与革命>以后》，《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4 月24日。

[2] 见《编辑室缀话》.《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12、14日。

[3] 袁乾：《恋爱与革命问题的我见》.《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5日。

[4] 林雨山：《对于<读了<恋爱与革命>以后>的几句话》.《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7日。

[5] 轰雷：《烟云密布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5日。

[6] 毅锋：《革命青年不应该恋爱吗》.《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5日。

[7] 徐谷冰：《革命青年的恋爱问题》.《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7日。

[8] 沈中德：《恋爱与革命》.《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12日。

[9] 愤花：《革命的恋爱论》.《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12日。

[10] 袁乾：《恋爱与革命问题的我见》.《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5日。

[11] 萧宜林：《恋爱是革命成功的母》.《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16日。

[12] 任敏：《给愤花君<革命的恋爱论>一个反响》.《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16日。

[13] 林雨山：《读了<革命青年的恋爱问题>以后》.《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5日。

[14] 王淼芳：《反主张革命时期而可能恋爱者》.《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16日。

[15] 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6] 顾仲起：《一封来信》.《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6月5日。

[17] 姚应征：《思潮》.《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22、23、24日。

[18] 飘零：《恋爱与牺牲》.《广州民国日报·新时代》.1926年5月17日。

[19] 见《中国青年》：1924年11月1日第51期《中国青年与恋爱问题》；1924年12月13日第57期《恋爱问题》；1925年2月14日第66期《谈恋爱之先者》；1925年7月18日第82期《马克思主义者恋爱问题》。

[20] 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4月初版。

[21] 孟超在回忆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时说：“一面是严肃的工作，坚韧的精 神；另一面就是浪漫谛克的气质和行为。”见孟超：《我所知道的灵菲》.《洪灵菲选集》（乙种本）.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茅盾在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时也说：“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的浪漫气氛。”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25页。

[22] 钱杏邨在评价《野祭》时就说：“现在，大家都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创 作了，但是在野祭之前似乎还没有。”钱杏邨：《野祭》.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58页。

[23] 郁达夫：《光慈的晚年》.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 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24] 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25] 钱杏邨：《在发展的浪潮中成长，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文艺新闻》1931年9月15日。

[26]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2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 熊权：《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中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

[28] 洪灵菲：《流亡》.《洪灵菲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39页。

[29] 钱杏邨：《野祭》.方铭编：《蒋光慈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1983年7月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