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文学社团兴起：倾盖社、广州文学会
1926年，广东的新文学社团表现了谋求更大发展的努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1925年之前广东的新文学社团还是以反对旧文学，发展新文学的五四文学为主要基调。那么，1925年“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的相继爆发，所带来的国民革命高潮，使得在此之后成立的新文学社团呈现出革命的特质，文学与革命紧密结合。革命与文学本就有共通之处，既是需要激情。广东文学社团成员多是富有激情的革命青年。因此，他们一方面从事文学活动，另一方面又是从事革命活动，既是“文学人”，又是“革命人”。可以说，他们的文学活动与革命活动是直接相关的。
1926年秋，岭南大学成立了“倾盖社”。从“倾盖社”的组成和出版的刊物来看，它都是一个颇具革命色彩的革命文学团体。该社由钟敬文、刘谦初、董秋斯等一批爱好文学，渴望革命，追求进步的青年组成，带有明显的革命性质。当时，经过革命洗礼的广东，工农运动在蓬勃发展，进步文化也初步繁荣，正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青年聚集到这里求学取经或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董秋斯、刘谦初等人为追求革命也先后来到广州，并很快经杨成志介绍与钟敬文等人相识。他们“相见恨晚”，“朝夕相处”，“常以马克思主义某个原理，对国民革命、青年运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1]10月初，钟敬文、刘谦初、杨成志等岭南大学同事邀约董秋斯、蔡咏棠夫妇发起建立了“倾盖社（意为聊天）”，创办了《倾盖周刊》。[2]
不论从刊物出版发行情况，还是其发表的文章来看，《倾盖周刊》都带有明显的革命文学色彩。该刊附在当时广州市党部国民党左派所主办的《国民新闻》“国花”副刊上刊行。虽然这一时期的《国民新闻》缺失，无法目睹其本来面目，但是从当时相关的出版物上关于“倾盖社”的零星报道，仍然可见该刊倡导革命文学的情况。1926年10月16日出版的广州岭南大学青年会编的《南大青年》第十五卷四期，刊出一则“倾盖社”成立的新闻报道。从该报道可知，该社同人想借《倾盖周刊》之勃起，在“空虚，令人作呕”的广州文艺界里，“树独立之旗帜”，并指出该刊是“实感的反抗的新鲜及人间味之唯一刊物”。[3]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倾盖周刊》四期目录来看，该刊内容则“颇受《语丝》的影响”，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的形式”“发表自己要说的话”。[4]其中刘谦初的《寻求》、《试猜“广州的学生哪里去了？”》、《革命是一种艺术》、《才百万份之一》、《决心》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他孜孜以求地探求革命真理的精神，反映了他要求参加革命斗争的急切心情”。[5]此外，钟敬文的《女魔的歌声》、《暗杀党》和聂绀弩的《莫斯哥之晨》、《撒旦的颂歌》、《列宁机器》等文章也具有革命文学色彩。《倾盖周刊》在当时的广州文艺界，可谓是独树一帜，被誉为是“革命百花丛中的一朵奇葩，发放处广大社员思想上的芳香”。[6]
同年4月，在倾盖社之前，广州还组织成立了广州文学会。该会由欧阳山、冯慕韩、赵慕鸿等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和中山大学的学生自由组成，“多少带点联谊的性质，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进步，追求光明”。[7]相对于“倾盖社”，广州文学会的更具有革命的性质，会员多是一群既想投身于大革命运动，又不愿放弃文学爱好的文学青年。据欧阳山回忆：“那个时候革命正处在高潮时期，广州的气氛是革命的气氛”。革命在当时既是合法的，参加了革命还有工作可做，有薪水可拿。因此，摆在文学青年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干革命去，一条还是搞文学”。一方面是为顺应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迫于生活问题，大多数文学青年希望把这两者都兼起来：“一方面坚持搞文学活动，另一方面也参加一些革命工作”。文学青年更多地参加到革命工作中去，即使“在学校念书，实际上，上课的时候比较少，搞革命活动的时间比较多”。[8]该会还出版有会刊《广州文学》，由欧阳山主编，在当时的广州可算是唯一的文学刊物。其发表的作品具有反抗的色彩，“含有一种开始的心的扰乱”。[9]内容有欧阳山以笔名罗西发表的中篇小说《玫瑰残了》，冯慕韩的《风雨深宵》和赵慕鸿的文学名著评介的连载。此外还有散文和富有情热的诗歌，如《浪花与姑娘》、《迷途的野马》等。
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国民革命形式的高涨和革命理论的进一步传播，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成为广东的文学青年最为关注和讨论最多的问题。为了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学青年的要求，广州文学会的欧阳山、冯慕韩、赵慕鸿等与中山大学的周鼎培、林长绵、倪稼祥等联合，把广州文学会扩大成为“南中国文学会”，意图是：现在广州、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按照革命发展的趋势去发展、壮大。他们希望南中国从事文学的人联合起来，把广东的文学组织一直扩展到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当时来到广州的鲁迅也应邀参加“南中国文学会”的成立座谈会，发表讲话，并表示支持他们办《南中国文学月刊》。[10]但可惜的是“南中国文学会”还来不及普遍开展活动，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就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在严重的白的恐怖下，许多进步青年倒在血泊之中，“南中国文学会”的活动也无形停止，并自行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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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62页.
[2] 凌山：《董秋斯》. 政协静海委员会编辑：《静海文史资料》（第4辑）.1995年6月版.第16页.
[3] 王家鼎：《倾盖社与<倾盖周刊>》. 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辑：《出版史料》（第四辑）.1985年12月版.第111页.
[4]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文化卷》（卷16），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469页.
[5] 邵华、张升善主编：《刘谦初.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38页.
[6] 杨哲：《风雨世纪行—钟敬文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63页.
[7] 冯慕韩：《往事杂忆》. 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鲁迅和我们同在》. 1978年10月版.第179页.
[8] 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8年8月版.第4163页.
[9]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3月版.第122页.
[10] 欧阳山：《欧阳山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