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230年，秦灭韩；前221年，嬴政称帝；前206年，秦亡。换句话说，秦花了九年的工夫合并六国，但不消十五年就灭亡了。这是秦的悲剧，亦是法家的悲剧。不如将秦王朝看作一场浩大的关于法家的社会实践，来仔细考量它的得失。
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处于黑暗森林的局面。经过春秋的洗礼，国家们互相根本不信任所谓的友好，相互提放着。首先要承认，为了安全感，各国之间会立盟誓，通婚姻，扣人质来加强友好关系，但这些只是提高战争的成本。一旦战争的利益超过成本，君王们甚至会用友好的假象来掩护军事行动。原来实力才是生存的关键。此时，诸子百家们又渐渐坦诚人性的恶，人们会受欲望的驱驰去侵害他人。有些流派还是坚信人性善的一面，但法家不同。
法家坦言，人性本恶。是啊，这个世界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大家都在为了生存而不停的斗争。物竞天择，强者生存。你不变强奴役别人，就会被别人奴役。可见，法家说的是人性，但出发点确是人的兽性。以此观点，法家的国家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生存，用一切手段去生存，去征服弱者。如何征服弱者？用法度约束他们。为什么可行？法家说因为人们是基于利益计算的动物，生命是人们的最大的利益，财富是人们的最大追求。强者只要牢固掌握生杀奖赏的权力，弱者一定听从驱使。所以法家的法就是一系列控制弱者的生杀奖赏的制度。法律必须明晰公开，赏罚分明。人们只有知道选择的后果，才会谋划下一步行动。
据此，法家重塑了秦王国。可以看出，要想吸引人才，秦王必须开出高官厚禄。野心家纷至沓来。现在，秦王国要维持生存，就必须迅速成长。图强本来是秦王国的目标，结果成了生存的手段。强者剥削弱者，弱者剥削更弱者...秦民剥削六国国民。结果，秦国变成了癌细胞，贪婪地吸收营养补贴自己，控制了天下。但当整个社会机能被严重透支后，等待秦的也是灭亡。
天下苦秦久矣。陈胜这么说，项羽这么说，刘邦也这么说。是啊，六国的平民没有可供剥削的下层，除了反抗还有什么办法。法家说，你们为了什么要反抗，这是要掉脑袋的啊。然而，“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人类有兽性，但不止有兽性。百兽们不懂计算，但凡有一口吃的，便可以苟延。而人不一样，人会计算，人会追求自我实现。法家漏算了人是可以为了荣誉而放弃生命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面对不怕死的民众，法家无可奈何。当秦二世寻求李斯意见时，这位法学大家给出的对策竟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严苛。这样，民众自顾不暇，哪有心思造反。李斯说对了一半，严刑峻法确实会让民众自顾不暇，但民众可以选择革命来重塑规则。“山东豪杰并起亡秦”，法家的实验以失败告终。
在统一六国后，秦的主要矛盾从国与国的利益纠葛变成了阶级利益分配时，法家也仔细思考过持久统治的对策。既然无法阻挡来自底层的暴动，那么就弱化底层的实力，让他们不能成为强者。首先，彻底地反封建，行郡县，中央集权。封疆裂土，独立王国是不能在存在。不然，此消彼长，帝国无法长久。郡县制的长官是中央任命的，可以调理流动，可以抑制地方势力的扩增。其次，法令一统。货币要统一，度量衡要统一，当然文字也要统一。这样，帝国行政系统的信息高效流动，可以及时扑灭暴动的火苗。第三，釜底抽薪。秦帝国修建公路，拆毁六国的军事要塞，疏通水道，没收兵器，并将天下富豪迁徙到咸阳。如此，即使有人想造反，没有兵器，没有钱财，没有要塞，威武的秦军可以轻松地摧毁反叛行动。最后，思想管制。平叛暴动毕竟成本巨大，最好的情况自然是没有暴动。诸子百家启发民智。民众会思考，定然不会安心遵循秦制。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必须禁绝私学，正本清源。最好的情况是，民众无法思考，安心地受吏使的驱使。
弱民是秦王朝的解药。但，民众再弱，集合起来也大于中央的小朝廷。而且，大家既然逐利而动，当暴动蔓延到城下，官员为了图谋生存，只能选择反叛。法家既然认识到了人性的不可靠，那么也应该了解基于利益关系的制度必然是不牢靠的。对于一个偏远郡县来说，皇帝的威严远不及地痞的骚扰。暴动一旦突破临界点，豪杰们就从秦朝的恐惧中解脱开来，揭竿而起。这时候，秦朝依赖的武器反而成了自己的匕首。
法家的进步性在于认识到了利益对人的驱动，但没有正确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使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共同增加。它允许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使得社会整体财富越来越贫瘠。为了维持统治，法家只能不停地提高社会效率，高效利用资源。这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发展，但也是饮鸠止渴。社会效率不能无止境地提高，不遵循发展规律让法家吃了苦头。那些不切实际的严刑峻法最终将人民推向了反面。秦帝国二世而灭，不知道如果秦王们能预知未来，还会选择法家来执政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