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全部摘抄于《草房子》序章.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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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季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的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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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的更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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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我们的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觉得更加压抑。难道费时费神的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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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他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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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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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企图使人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巅峰，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的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的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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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也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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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情况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每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人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的、体面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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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的、夸张的，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鄙、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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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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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是为序。
——曹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