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认为，荒诞感源于人对秩序和意义的渴望与世界的冷漠无序之间的冲突。当日常生活的重复性被突然打破（如亲人离世、职业倦怠），人们会质疑存在的意义，进而直面“世界的非理性”与“理性局限”的永恒矛盾。
加缪提出了人的生命不是没有意义，而是人的理性太有限，生命的意义无法被人认识。当人们机械的过着周一至周六，有那么一天荒谬的感受油然而生，人质疑自己做的一切在死亡面前似乎毫无意义，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过生活之浅薄。在《局外人》中，世界的冷漠和无秩序性可以随机地使默尔索在沙滩上享受日光后回归日常生活，也可以在他享受假期后在几个月内被送上断头台。当人们认识到荒谬的存在之际，也就是认识到，世界的无秩序与冷漠以及人的理性之有限，虽然渴望着一个秩序的世界却无处可寻。
《鼠疫》在2020爆红网络，因为人们发现这本书精准预言了COVID-19中的众生相，我想与其说加缪预言精准，不如说他对人性洞察，不论王朝如何变换时代如何更迭，复杂的人性始终不曾变过。十分幸运的是，我从这里开始接触加缪，而后是萨特，接着是存在主义，现在是拉格奎斯特。
世界是荒诞的，因为世界不按人类的逻辑、道德和期望运行，它冷漠、不可知。社会也是荒诞的，因为人既贪婪又奉献、既冷漠又牺牲、既渺小又崇高，既短视又智慧，一个个微小的矛盾的行为构成了庞杂的社会。正因为上帝已死，世界便没有先天赋予的意义，这种无意义与人类追求意义的渴望之间的冲突，是荒诞的根源。
但加缪对荒诞从来不曾选择妥协与躺平，他告诉我，清醒、自由、勇气、责任、激情，是我可以拿起对抗荒诞的武器。
于是我不再逃避世界的荒诞和人生的无意义，而是清醒地承认它。面对困境，我会问自己：在给定的局限内，我能做什么选择？我能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一切的意义在行动中涌现。我更少地怨天尤人，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处境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这促使我更严肃、更负责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最后，因为没有来世和彼岸的承诺，那么此生此世、此时此刻的生活本身就变得无比珍贵。我会更投入地去爱，去创造，去体验。我成为了一个在无意义之海上，为自己的航船负责的船长。
幸福或许就是人生的终极课题，“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加缪为什么这么结尾，我想当西西弗意识到推动巨石本身就是他的一切，并全身心投入其中时，他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充实。
1.幸福在于拥有过程本身，巨石一次次落下，意义早已不在于山顶，而在于推石上山时肌肉的酸痛、流下的汗水和专注的呼吸。
2.幸福在于主宰自己的态度，命运可以规定他的做什么，但无法规定他的怎么想。
3.幸福在于反抗的姿态，他每一次下山的步伐，都是对神权的无声抗议，是对世界荒诞性的最有力回击。
那个日复一日通勤、处理繁重工作的打工人，那个为家庭操劳，洗衣做饭，周而复始的中年，那个在艺术、科学或任何领域不断探索，却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终极真理的求索者，不都是推石头的西西弗斯吗，清醒是反抗的起点，蔑视是战胜命运的方式，专注让人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
我自幼接受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教育，它至今仍是我理解世界运行的基石。然而，我始终难以将其彻底内化，成为安顿自我的方法论。为此，我曾去原原本本地读马克思和黑格尔。我惊叹于其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磅礴力量，但亦深感，这套体系更擅长驾驭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如同指引巨轮航行的星辰，却难成为照亮个体舱室里的微光。
好在，我遇见了存在主义。我清醒地知道，它的底色偏向唯心与个人——其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宣称：人没有预设的命运，唯凭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来定义自我，塑造本质。这几乎将答案交还到了个人手中。
这仿佛一种哲学上的返祖，回到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古希腊朴素哲学观。而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这无疑是对前一种观点的批判。
但于我而言，这恰恰构成了一种不可言明的互补。
作为一个寻常普通的个体，我可以笃信：若我不在，客观世界依然运转，花香、鸟鸣、青石、松风依旧。
然而，若我不存，这世界万般于我，还有何意义？
故而，我选择如此自处：我依然坚信唯物主义，用以理解世界的宏大规律；我也坦然拥抱唯心视角，用以构筑个人的生命意义。简而言之，唯物论，用以观察大事；唯心论，用以做好“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