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出现民主政治之故
西方历史的演进，在阶级对立的情形下，通过个性的自觉，通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个最根源而普遍的意识，遂使它向民主政治乃至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形态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历史因为既有阶级对立，又有个体自觉，故而形成民主政治。
这后面的基本精神，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即：在阶级对立的情形下，通过个性的自觉，而向民主政治的方向走，这其中便表现出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反过来，通过个性的自觉，而要向民主政治走，则必须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为其必要的条件，为其本质上的条件。阶级对立是一个现实上的因缘，而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则是其本质上的条件。
2、中国不出现民主政治之故
(1)综和的尽理精神
中国自古即无固定阶级之留传。因之它的文化生命里首先涌现出的是“修己以安百姓”这一个道德政治的观念。由这里所引出的便是以道德价値观念作领导。其表现在客观文制方面便是由亲亲尊尊而来的五伦。
由道德价値观念作领导，由贵于己的天爵之点出，则中国文化生命的滋长延续以及后来的发展，遂形成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综和的尽理之精神”。此种精神的结果就是成就圣贤人格。这是中国文化生命之主流，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学脉。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生命里的“理性世界”。
就民主政治这一论题说，“尽制”一义最有直接关系。“王者尽制”就是圣贤人格之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也就是政治方面的圣君贤相。所以尽制一义也就是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中“外王”一面的事。
但是，顺综和的尽理之精神而发展，其用心唯是以成圣贤人格为终极目的，因而政治方面亦只成为圣君贤相之形态，即此便使中国以往历史发展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中国的文化生命惟向这个方向发展表现而成为定型，故永不能转出民主政治。
中国历史上起最大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亦不是以阶级对立间的斗争而转出。君、士、民之解放出来而成为之形态，此种解放为无限制的敞开，即只是解放出来了，而并无一个政治法律上的道理以回应之、以安排之。就是这一无限制的敞开，才使政治架子不能向民主一路走，而向君主专制一路走。君主专制在政治形态上自比周之贵族政治为高级。从贵族政治解放出来，不经过一响应，顺无限制的敞开而直接下来，便是君主专制形态。经过一回应，而不是无限制的敞开，而具备这间接的一转，便是向民主政治形态一路走。如是，民主政治当比君主专制政治为尤高级的政治形态。
中国政治史何以不向民主制一路走，而向君主制一路走，而且在以往二千年中，何以终未出现民主制，其故即在：从现实因缘方面说，是因为无阶级对立；从文化生命方面说，是因为以道德价値观念作领导而涌现出之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综和的尽理之精神”。
(2)中国之治道
儒家讲“德化的治道”，以圣君、贤相为终极。道家讲“道化的治道”，以“无为”的玄默深藏为终极，君亦是无限体。法家讲“物化的治道”（秦与法家皆然），以黑暗的权术与齐一之法为终极，君亦是个无限体。这三个系统轮翻而转，交替为用，其中之道理与境界，可谓至矣尽矣。
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直接神治是不能用之于人间的，在人间是作不到的。若是这样去作，不是把人间嘘拂成睡眠状态，即是成为任意践踏的地步，因而酿成暴乱，遂成为一治一乱停滞不前的境地。
(3)综和的尽气精神(打天下的英雄人物)
君主制，政权在皇帝，其一家世袭本含有万世一系永恒不变之义，此为社会上之“定常者”。社会上一个“定常者”本不可少。然定常者寄托在具体个体之世袭上，则是不能永远不变的。其取得政权本是由打天下而来，而在圣君、贤相无限担负的神治之嘘拂与践踏这两种相反的面相之交替起伏中，又不能不有打天下式的革命者出而再争夺政权。这些从草莽中起而打天下的英雄人物，其背后精神，吾曾名之曰“综和的尽气之精神”。
综和的尽理是在成圣贤人格，这都是个人的表现，既不能相传授，亦不能以集团来表现。在政治上之圣君、贤相亦然。而且所成之圣君、贤相都是一个无限体，惟此是理性上的无限。而综和的尽气则在成艺术性的天才英雄人格。这也是个人表现，既不能相传授，也不能以集团来表现。其人格亦是一个无限体，惟其无限是气质上的，其极即是作皇帝。由打天下而来，故是一个无限制的超越体。
综和的尽理与综和的尽气都是无限的。故其所成之人格，无论是圣贤或皇帝，亦都是“无限体”。在这两种精神下，民主政治永远出不来。中国的文化生命，其发展表现的方向，惟向这两种基本精神走而成为定型，才使我们显豁地看出民主政治所以不出现之故。这两种基本精神都是以个人姿态而向上透的。当然以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为涵盖（为主），而以综和的尽气之精神为隶属（为从）。这种以个人姿态而向上透的精神不是出现民主政治的精神，亦不是产生科学的精神。总之，不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
(《历史哲学》读书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