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七年后的我，回头来时路，已经对上天对我的厚爱心存感激了。藉着先生撑起的养家的重负，我从来没有为生存去奔波。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像。
在我重回COLLEGE 念书前，我打过三份工。第一份工是陪一个晚我一个月登陆的朋友去的（我跟她办移民时认识的），她和她先生在国内是工程师，在外企干了很久，一家三口登陆的第一个月是在亲戚帮忙租的一间小屋里度过的，当我在那间小屋见到她时，她已经在那小屋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看到我的那一刻就如抓到了同根草一样，嚎嚎大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对无言。其实，出来前，她应该是比我的心理准备充份些的。几周后，她让我陪她去职业中介找了一份在鸡肉厂打工的活，我们各交了80元的中介费，还得买安全鞋，又花去了60元，第二天早4点半我就得起床，中介的车拉着一车的人在高速上狂奔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那个鸡肉厂，真有一种被买掉得感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工厂内是啥样的。5，6月份的多伦多已是阳光灿烂了，照着你都如夏天般的热，我们却要穿上棉衣棉裤，在零下10几度的生产线上串鸡肉串，那冷气的白雾没过我膝盖，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要呆得地方，三天后，当我只是将我花去的本钱140元拿回后，我就跟那串串鸡肉说再见了，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祝愿那一车的工程师们早日脱离苦海，这是移民的初衷吗？我的这位朋友，为了生存，在那里干了四年多，带着一身的伤痛。
我的第二份工是衣厂女工，就在离我住得地方步行5分钟的路程，那份工是我有一天路过那厂门口，随便进去登记得来的，当时想试试自己有没有那勇气去DOOR TO DOOR。在那里，我认识了曹和王，曹跟我同台机器，打印T-SHIRT图案。第一眼见到她，憔悴和无光的眼神让人感到绝望。那时她来加拿大已经两年多，她先生原是某某大学的教授，她也是该校的职工，来加两年来，她先生一边在一家超市兼职做上货员，一边努力找着专业工作，曹在这家衣厂做了一年多了，靠她微薄的收入养着这个家，她说，她已经麻木了。王跟我一起进得这个衣厂，她跟她先生在国内时都是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那时的她，也是她来打工养家，先生偶而在餐馆打打工，主要的目标也是找专业工作。那个衣厂里所有技术移民过来的女工都有着相似的情况，在那机器的轰鸣声中人人都已迷失了自我，你看不到任何一点知识女性的痕迹。我于一个月后离开了那个衣厂，那里的气氛只会让我感到绝望。后来，曹的老公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全家搬离了多伦多。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后来学做修指甲，她先生在一家公寓大厦里当管理员。她每一次跟我通电话，总跟我说，熬吧，熬到她女儿上大学，她要回国了。好在她们过来时，女儿念初三了。
第三份工是化妆品厂女工，那份工来得戏剧化，去得也戏剧化。我是在带我小孩去医院看牙齿，在公车上听到有人说那厂在招人，我就带着小孩去面试的，没想到就这样在那旋口红盖旋了一个星期，就让人家给赶回家了，本来他们招人就是临时赶工得。说实在，那是我三份工中最轻松的一份工了，可惜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来，我还经常跟我先生开玩笑说，要是那厂没辞退我，是不是我就不会那么快迈进COLLEGE的大门呢？
在茫茫的移民人海中，我知道我是幸运的了，在移民的第一年里，我有时间回望30年的来时路，父母的荫护点点滴滴，先生的宽容让我自由从容地我行我素，唯一悲伤的理由是远离故土家园和亲情的痛苦。我清楚地知道，回头无岸，向前总是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