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儿快黄、麦儿快黄”、“豌豆饱角、豌豆饱角”、“苞谷、苞谷”，在空中，高亢嘹亮，悠扬悦耳，声声鸣唱。

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鸣阳春，首农政”。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杜鹃，又名布谷、拨谷，亦名子规。每年阳春三月即开始鸣唱，只要听见一他们的歌声，农民知道“一年之计”又开始了！

有人说“麦儿快黄”是“快黄快割”，“豌豆饱角”是“光棍好苦”，取意相同，名字各异罢了。但要特别说明的是，“豌豆饱角”的 “角”读应读“郭”，豆角饱满之意。

晋代张华《禽经注》是这样解释的：蜀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杜宇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按子规即杜鹃鸟也，蜀中最多，南方亦有之。……春暮即鸣，夜啼达旦，至夏尤甚，昼夜不止，鸣必向北，若云不如归去，声甚哀切。

于是，杜鹃就被古人赋予了思家念国的凄凉意境。“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独游千里外，高卧其盘西。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

在我听来，它们唱得那么欢快，那么激越，何凄切之有啊？也许，只因我们没有古人那种抛家离国的凄切感触罢？

陈藏器在《本草》里的解释应该更接地气吧？布谷，鸣鸠也。江东呼为获谷，亦曰郭公，北人名拨谷。

年年，每当麦浪扬绿花，垂柳弄清波之时，在一个清晨的似醒未醒时分，一声清脆的“麦儿快黄”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从此，不论是朝霞东升还是午夜梦回，不论是日照中天还是星满苍穹，不论是清风和煦还是狂风暴雨，他总在空中唱着“麦儿快黄，麦儿快黄”。不久，“豌豆饱角”也在他的启发下跟着唱起来了，再隔不久，“苞谷”也开始唱了。这时候的天空多么热闹，此起彼伏，风雨无阻。大春作物就这样在他们的歌唱中匆匆开花，匆匆结籽，匆匆归仓了。他们唱走了春天，唱来了夏日，唱熟了玉米，唱绿了稻花，唱的年轮一圈圈长又长。

布谷鸟承载着我儿时太多的记忆。每年只要一听见它的歌声，就让我想起童年，想起妈妈，想起家乡，想起滚滚的麦浪和飞舞的镰刀。听了如许年，早已习惯了它们不同的歌声，不同的种类。

然而今年，直到初夏已过，在一个夕阳满天的傍晚，才突然听到一声“苞谷”，让我一激灵。立刻竖起耳朵，接连几声“苞谷”，偶尔夹杂两声“豌豆饱角”，让我兴奋莫名，兴奋中又夹杂着一丝不安，怎么没有“麦儿快黄”？我把耳朵竖成了雷达，也没在我的城市周围听见一声“麦儿快黄”！

它不是叫的最早、唱的最勤、坚持的最久吗？整个夏天，都听见它殷勤的歌唱，有时甚至彻夜不不眠。它不会因为麦粒归仓就停止歌唱。“豌豆饱角”只在豌豆、胡豆收割以前歌唱，“苞谷”也只在农民将早、中、晚苞谷播种完以前歌唱。可它不会，它会一直持续到苞谷归仓，直至水稻扬花之时。

没有了“麦儿快黄”的歌唱，天空多么寂寥。不久，“豌豆饱角”也消失了，只有“苞谷”更显得寂寞而单调，清晨几声，黄昏几声！

我在郊区四处寻觅“麦儿快黄”！我多么害怕，我怕它果真如张华形容的那样“归去”了。我们“归去”的物种还少吗？江豚归去了、白鳍豚归去了、华南虎归去了……。我也怕它虽未“归去”，但却迁徙到其他地方，远离我的视线，我家乡的猫头鹰、喜鹊、乌鸦等等不都是这样吗？

曾经，和我们家同住一个四合院的大妈家院角那颗瓢儿树高耸入云，只要喜鹊在树梢“喳、喳、喳”一叫，妈妈就说，你爸爸要回来了（爸爸在外地工作），我们姊妹高兴的又叫又跳；只要听见“呱、呱、呱”的乌鸦叫，大人就说又要死人了，小孩子们吓的汗毛直竖，晚上不敢出大门一步；夜半听见猫头鹰那渗人的“喔——”一声长啼，我赶紧钻进妈妈的怀里，大气也不敢出。

这些鸟早已从我的家乡消失了，就我现在生活的城市附近也没有，后来才发现原来它们都迁到北方和大山里安家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吧，毕竟它们没有离开我们太远，没有离开人类，总还把地球当家园！

现在城市扩张比历史车轮还快，人口像蚂蚁一样涌入，使得郊区也越来越拥挤，耕地越来越少，仅剩的一点可怜的土地今年春天种的都是油菜，夏天是玉米，小麦一棵也没看见，不是农民懒，实在是因为小麦没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终于，一次去区乡赏荷的时候，在几十公里外的龙门山脉脚下，在雨中的荷塘边，我听见了久违的“麦儿快黄”，悠扬而亲切。荷塘边是连连的水稻田，这时候，小麦早已归仓，青油油的水稻快扬花了。

我一下子心安了。是啊，在没有小麦的地方，它们还催促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