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三世纪以后，中国的所有王朝都是建立在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没有宫廷政变，也没有禁军的反戈，有的是大规模的征战。所有这些用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通过军事手段而强加到全国百姓头上的。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既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
满族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出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作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清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人政权所米娜林的基本问题，两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
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的统治中国。清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变现政权的普遍性，一个表现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
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
常规奏章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章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到了初秋，弘历已经将蔓延到华北的割辫妖术看作对大清王朝更为广泛的威胁的开始。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停止清剿并非简单的收回成命。由于皇上已对此案投入了这么多的个人威望和道德权威，一个更具礼仪性的结局是必需的。
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的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用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由于对无辜嫌犯滥刑逼供而遭到弹劾。
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因为政治罪所威胁的是王朝制度的基础，所以他与无所不在的腐败不同，后者所影响的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效率而已。
“专制主义”指的是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分享的权力；而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整个社会，以及对应召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
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力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的感到关切。
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君主控制的核心是对官员的考绩。
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备事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的文牍的方案。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并深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百姓怀疑可以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么便会不择手段的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社会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统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护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来说，倾向于按照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常规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的中国制度的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策略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
政治罪指的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他们是超出常规的非常事件，无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规来处理。政治罪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在我看来，它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韦伯关于君主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此消彼长的立论。
清廷作为一个统治着中国这么大大一统的帝国的少数政权，“既必需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一方面，他们必须表明，自己统治身份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保护自己并颂扬自己的种族特性，以显示”正是由于满人的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的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在我们看来，乾隆处理叫魂案的心态中自始至终便混杂着一种或隐或现但无处不在的“合法性焦虑”。满人统治者越炫耀盛世，越能够透露出他们根子上的“合法性焦虑”。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可永久享有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构建，维护和加强的。这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甚多，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国家/政权/统治者同社会/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存在变动之中的关系。所谓合法性，其实便是后者对于前者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心悦诚服的“内在接受”。
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当这样的“合法性焦虑”存在时，统治者总是会试图诉诸经验事实的支撑（尤其是当情势允许他们这样做时），以便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建立起正统性/合法性的支持力量。有清一代，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满人统治者在这一方面一直借助于大清王朝实现了历朝历代所未曾做到过的建立空前的“大一统”帝国的经验与现实。有什么能够比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世”现象为大清帝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乾隆眼里，压制“不安定因素”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涉及清朝统治者“合法性焦虑”的根本性问题。
乾隆绝非昏君，他生逢其时，承继了经由康熙、雍正两朝而奠定基础的“盛世”。但他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更是喜怒无常。他一方面将自己视为千古一帝，应该名垂青史。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加强了他的自信，毋宁说是加重了他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及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这也是为什么乾隆朝会有那么多的文字狱的重要原因。他对于“盛世”以及“十大武功”之类的炫耀，以及后来以“十全老人”自诩，不仅是他好大喜功性格的表露，从根子上说其实也是他关于清朝统治的一种“合法性声明”。(对此，我们以下还会进一步讨论。) 在乾隆的眼里，凡是涉及清帝国“社稷安危”的任何问题，都是头等大事，即便仍处于萌芽之中，也必须予以彻底铲除;他对此的反应及作为，从来便有着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左”倾向。但同时，乾隆又深谙统治之术，在处理诸如叫魂一类的事件时，明明其中“剪人发辫”一项触及了他的“合法性”神经，但他对此讳莫如深，不在任何场合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