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是后半夜进的广州站。
我是在出站口被推出去的。不是走,是推人流从闸口往外涌,涌得脚不沾地。我抱着包,胳膊肘护在胸前,出了闸口站住,回头想再看一眼车站,没看见车站,看见的是人。
夜里十一点多的广州,天是热的。风从广场那头过来,带着一股潮味儿,混着机油、汗和不知什么东西烂掉的甜。广场上全是人,横七竖八,有睡在报纸上的,有坐在编织袋上的,有蹲着抽烟的。一个女人抱着孩子靠在柱子上睡,头一点一点。
我把包带绕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我这个样子,跟广场上任何一个人没有分别。这件事我在火车上想过一路,真到了,还是站了一会儿才把这一口气咽下去。
那天夜里我没地方去。
我在广场边上找了个靠墙的位子坐下,把包搂在怀里。我想起我妈的话:头一天要是不知道吃什么,就冲一杯这个。
我从包底把那包红糖摸出来。没有热水。我在广场东边的摊子上花一毛钱买了杯凉茶,摊主是个老太太,看我拎着红糖包,说:妹仔,冲这个要热水,你跟我来。
她把我的纸包拿过去,揭开,抖了一半进杯里,从大铝壶里冲了热水,递给我。她说,你妈给你备的?
我说嗯。
她说,出门人,有妈给备红糖的不多。你往后再来,热水不收钱。
我端着那杯红糖水,蹲在摊子边上喝。是热的,甜的,烫得我一路从嗓子热到胃里。
那是我到广州吃的第一口东西。人是软的,心是定的。那个人没说错。
天亮以后,我按地址找巷子。
地址是我妈给的,说有十年了:海珠区,竹栏巷,十七号。我坐了两站公共汽车,又走了半个多钟头。问路问不着,竹栏巷这三个字,本地人听不懂,我说的又是北方话。后来一个踩三轮的老头听明白了,用手指头指:直去,转右,见骑楼底入去。
竹栏巷是一条窄巷,两边是握手楼,楼上晾的衣服滴着水,滴在青石板上。巷口有个士多店,卖汽水、洋烟、散装的洗发水。我拿着地址问十七号。
士多店的女人抬眼看我,说:剪头发啊?
我说不是,找裁缝铺。
她朝巷子深处指了指:入去,第三个门口,芳记。不过而家冇开,佢返乡下,话月底先返。
我问:几号返?
她说:话唔埋。你去士多留个字,返咗我叫佢揾你。
我没留字。我口袋里统共还有四十几块钱,不能花在等上头。我沿着巷子走到头,看见那间铺子:一个门脸,卷闸门拉着,门楣上一块木招牌,红漆写的"芳记"两个字,漆掉了一半。门缝里闻得见布和浆糊的味儿。
我在铺子门口站了一会儿,闻着那个味儿。
是机油的味儿,混着布。跟我们家外屋地的味儿,是一样的。
我在竹栏巷待下来了。
住在巷口那家旅店,一晚两块,是六张床的大通铺,住的都是找活儿的女工。老板娘说,你们这样的,住到月底就都散了,找着活儿的搬走,找不着的回乡。
白天我去巷子外的成衣作坊问。第三家收短工,锁边,锁一条裙子边两分钱。管事的看看我的手,说,踩过机子?
我说踩过。
他给我一台机子,扔过来一沓裙片。我踩完第一条,他拿过去,翻过来看了看线脚,没说话,又扔过来一沓。
那天我挣了七毛钱。
晚上回旅店,我把七毛钱放进包底的夹层,跟我妈缝钱的那层布贴着。躺下来,我把这一天从头想了一遍:巷子,铺子,招牌,门缝里的味儿。我想,她月底回来。我跟自己说,等得住。
不是我有耐性。是我知道:这条门缝后头,是我妈给我留的唯一的路。我等不住,也没有第二条。
我在巷子里等了二十三天。
白天锁边,中午在士多店买一个五分钱的馒头,后来我知道那个不叫馒头,叫光酥饼,晚上回旅店记账。我有一本小本子,是走之前我妈塞给我的,她说,出门,账不能断。我一天记一行:
九月三日,锁边四十二条,七毛。
九月七日,铺子未返。买光酥饼两个,一毛。
九月十一日,寄家信一封,两毛。
那封信是寄铁岭的,寄给我妈。就三行:我到了。挺好的。铺子没开,我等着。
写"挺好的"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我哥说过,不好也写挺好的。我写的时候才明白这句话不是哄人,是算过账的,真话寄过去,邮费一样,分量不一样。
九月二十六那天早上,卷闸门响了。
我正在巷子对面的水龙头底下洗脸。那个声音我从楼道里就听出来了、不是开门的声音,是卷闸门一节一节往上卷的声音,锈的,涩的,跟我们家那扇车库门一个动静。
我擦了脸跑过去。
铺子里头,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正弯腰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她穿一件深灰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挽着,手腕上套着一个顶针。头发在脑后挽一个髻,别一根黑卡子。
她把最后一块门板卸下来,直起腰,看见我。
我没等她问,就说:"阿姨,我找陈芳记。我姓林,林守冬。我我妈……我妈妈让我来的。"
她看了我一眼,从上看到下,看到我手里的包,又看回我的脸。
"你是秀兰的孩子。"她说。
不是问。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弯腰把脚边一块门板立起来了,说话跟干活不耽误。
"你妈的信在我抽屉里压了十八天。"她说,"铁岭寄来的。她说她九月初到她那边,她叫你来找她。她信上写,'冬冬是我教出来的,手上有数,你收她,管她吃住,别的按你的规矩来。'"
她把门板靠墙立好,拍了拍手上的灰,回身进铺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桌上拍了拍。
"信我看了。"她说,"人你等了多久?"
我说二十三天。
她"嗯"了一声,把信封放回抽屉,锁上。
"进来。"她说,"看你妈教了你什么。"
铺子比我们家外屋地大不了多少。一面墙全是布,卷着一层一层立在架子上;案子是一块整的大台面,磨得发亮;两台机子,一台蝴蝶牌,跟我们家那台一个牌子,一台是工业的,快得多。墙上钉着几件样衣,男装的多,都套着塑料罩。
她让我坐在蝴蝶牌前头,扔过来一块布头。
"踩一条线。"她说,"直的。"
我踩了。踩完她把布头拿过去,凑到窗口的光底下看。看完了,她说:
"谁教的?"
"我妈。"
"你妈叫什么?"
"王秀兰。"
她的手停了一下。
然后她把布头放下,从案子底下拖出一个针线笸箩,扔给我一根针,一绺线。
"纫上。"
我纫上了。她看着,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她说:
"坐下。从今天起,你先管改裤脚。一条五分。我这边有活儿你帮着锁边。管你吃住,一个月再给你二十。你妈信上说的,按我的规矩来,我的规矩就是这三条:活儿到我手上,不能差;钱说多少是多少,不能添不能减;铺子里的东西,一样不能往出拿。"
我说记住了。
"记住不行。"她说,"得做。"
我在芳记做了四十三天。
表姨这个人,我头一个月只听见她说不超过一百句话。她一天的话,都在手上:铰料子的时候她不看人,一根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她的眼睛跟着剪子,剪子跟着粉线,粉线是她拿手指头弹上去的——弹粉线这个动作我看了三天才看明白,她不用划粉块,拿一截线蘸了粉,两头一绷,指头一勾,"啪",一条笔直的粉线就落在布上,比尺子画的还直。
我问她怎么练的。
她说:"不用练。你看它一千回,手自己会。"
有一个礼拜天,隔壁成衣铺的老板娘过来,拿着一条裙子,说芳姐,你这款收腰的式样,给我画个版,我出五块钱。
表姨头都没抬:"不卖版。"
老板娘说:五块嫌少?十块。
"不卖版。"表姨说,"版就是饭。"
老板娘讪讪地走了。我给表姨续水的时候问:姨,画一个版也就半天活儿。
她把剪子搁下,看着我。她看我的时候不多,那一回她看了我挺久。
"冬冬。"她说,她从第二天起就叫我冬冬,没叫过我别的,"我问你,你妈踩了二十年机子,你们那条街上的人,是不是都上她那儿做衣裳?"
我说是。
"人家上她那儿去,是去那儿有个人。"她说,"你妈死了手艺就没了,可是只要她活着一天,那一条街的针脚就是她的。这个叫手艺。手艺长在人身上,不在纸上。你把版给他,他拿回去照着铰,铰得出个形,铰不出那个魂。为什么?因为版是死的,手是活的。"
她把剪子重新拿起来,顺着粉线走。走到头,她说:
"记住喽。手艺是你的,谁也拿不走。厂子能倒,铺子能关,老板能跑,你的手跟着你。你这个人,走到哪儿,手艺跟到哪儿。我十六岁跟我师父学的这句话,我师父跟她师父学的。今天我给你。"
她低头接着铰料子,像刚才什么都没说过。
我站在案子边上,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两遍。
不是过一遍就完了的那种话。是要搁在身上很多年、到某些时候才显出分量来的那种话。我那会儿不知道要搁多少年。我只知道,这句话跟我妈那句"你慌它就乱"是一路的话,是从同一根线上捻出来的。
十月初,母亲的第一封回信到了。
信皮上是我没见过的字迹,歪的,笔道重是大表姨代笔的。信纸一张,就三行:
"冬冬:我到了,你大表姨收我,她家屋子热乎。家里都好,勿念。机子托了人看,勿念。妈。"
落款一个"妈"字,写得很大,那一竖拖得老长。
我把信看了两遍,夹进我的小账本里。三行,二十一个字,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她说过,不用写长的。她连"想"字都没写。可是"勿念"写了两个,屋子里热乎,勿念;机子有人看,勿念。她把自己那边的日子拣了两样安顿好的告诉我,让我别想。
我把信夹好,把账本合上,接着锁我的边。
十一月头上,表姨跟我说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关了铺子,她数完抽屉里的钱,忽然说:"冬冬,你得进厂。"
我以为我做错了活儿。我说姨我哪条没做好,你说我改。
"你活儿没毛病。"她说,"是这个铺子养不活两张嘴。我这儿的活儿,老主顾都是街坊,改衣裳,做裤头,一年到头就这么些。你要跟着我,学是学了,手艺长不快,铺子里那点儿活儿,把我这双手都喂不饱,喂不饱你的。"
她把抽屉推上,说:"车站那头有个制衣厂,做出口的单,流水线。你的手比他们招的那些生瓜蛋子强,进去就是熟手价。你在厂里踩一年,什么样的布都过一遍手,什么样的赶工都熬一遍,手是在活儿堆里长出来的,不是在铺子里养出来的。"
我说那我周末回来给你帮工。
她看了我一眼,说:"可以。管饭。"
她把灯拉了,走到门口,又说了一句:"你妈信上说,她的手是我大姐教的。我大姐的手,是从我爹那儿来的。我们这一门,手艺传了三代,传到你这辈儿,头一回出关。你别把它踩丢了。"
我说我记住了。
"记住不行。"她拉开门,巷子里的凉气进来,"得做。"
那年十一月,我进了厂。
进厂的事,是下一章的事了。这一章我想记的,是进厂前最后那个晚上。我在芳记的铺子里,踩完最后一条改的裤脚,把机子擦了,上了油,盖了布罩。
表姨在案子那头铰料子,剪子声没停。
我擦完机子,坐在那儿听她铰。剪子顺着粉线走,一线到头,"咔",停。再起一线。
那个声音我听了四十三天。我们家外屋地的声音,是我妈的剪子声,一样的节奏,一样的稳。两个女人,隔着四千里地,用同一种声音铰着同一种布。
我坐在那儿,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我妈把我从家里发出来,不是把我交给了广州,是把我交给了这一门手艺。手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我把包带在手腕上绕了两圈,回家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去厂里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