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中医、西医非常熟悉，但你听说过【食医】吗？
想必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食疗，那一定要了解“食医“。
我国最早有关食疗的记载是在商朝，商汤时的宰相伊尹创立了汤液，之后食疗就有了陆续的发展，而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食医”就兴于西周，这一名称出自《周礼·天官·冢宰》。
《周礼》中对周代各官职的划分非常详细，周代的宫廷医生（也就是御医）根据不同的职责分成了四类：
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君子之食恒放（仿）焉”；
疾医（内科医生）：“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疡医（外科医生）：“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杀之齐”；
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
这是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分科，食医由两个“中士”担任，在御医中地位最高，尊为上上医。他们专门负责王侯贵族的饮食管理，为统治者所专用，调配王室贵族饮食的寒温、滋味、营养等，保证王室的健康。这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宫廷营养医生，应该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疗营养师。
疾医、疡医的服务对象不分贵贱，重在人民。兽医则专门治疗牲畜之疾病。从御医的分类上，食医排在首位，可见在那个时候，食医地位是最高的。
周天子对食医的重视，也反映出周代非常重视帝王的健康养生，通过食疗来达到养生目的是当时所推崇的方式。
在崇尚“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历代皇帝当然更是“率先垂范”，始终把“饮膳”作为一件大事，每一顿饭都搞的轰轰烈烈。据《周礼》记载，周天子的膳食包括“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里六食是指用六种谷物做的食物；六饮指水、浆、醴、凉、医、酏六种饮料（浆，是一种微酸的酒类饮料；醴，是用米酿制的薄酒，曲少米多，味稍甜；凉，是用炒熟的米麦加水及冰制成的冷饮；医，是煮粥加酒后酿成的饮料，清于醴；酏，是比“医”还要淡一些的饮料）。六膳、百羞、百酱、八珍都说明了膳食的丰富。而对上述食物饮料的调配则是食医的职责。
食医的营养学和方法，在周秦之间、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普遍，而且很丰富。最享受食医营养学的人，首推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他身边有易牙、开方、竖刁三个人，专门为齐桓公搭配膳食营养。
古时王侯各种食物的加工不但精细，而且还要根据春夏秋冬不同气候的变化来进行调节，对主、副食的搭配也有明确的规定，这一切都要由“食医”来决定。
《周礼》不仅从典章制度上认定了“食医”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临床实践中肯定了“食”与“药”在治病中的共同作用，体现了“医食同源”、“药食同用”的思想。同时在对于吃的美味饮食上，我们还从食物寒凉特性的比照、四季食物味道的纠偏调和、六膳与六食的不同搭配等论述中，使我们联想到《内经》关于“谨和五味”的告诫。从这些一脉相承的论述与联想中又使我们领悟到，这些都属于华夏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和”。
祖国食医的营养学理论将五味、五脏与阴阳紧密结合起来，食品以五味来分类：“辛、甘、酸、苦、咸”，“五味入五脏”，“辛入肺，甘入脾，苦入心，酸入肝，咸入肾”。“苦辛化阳，酸甘化阴，苦咸泄泻，甘淡缓中”。运用这些法则，可变化出多种多样的滋补营养方案和营养处方，配合到五脏，运化到四肢百骸，以达到食养、食疗、食治的作用。
当时食医对王室饮食的调配主要根据阴阳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等理论，例如一年四季，都要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来调配食物。《周礼》说：“凡食齐（剂）视春时，羹齐（剂）视夏时，酱齐（剂）视秋时，饮齐（剂）视冬时。”古文“齐”字通“剂”，即调剂的意思。
各类食品都有最佳的调制时间，春季时调制六谷食物；夏季时调制羹汤，羹是用肉或菜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食物；秋季时调制酱类食物，酱是用盐醋等调料腌制而成的肉酱；冬季则可以调制各种饮料。
食医还负责对食、饮、膳、羞等各种食物进行调和与搭配：对饮食寒温的确定，可以与四季的气温相比拟，即主食应当温，羹汤应当热，酱应当凉，而饮料与酒应当寒;对饮食五味与季节的搭配也有讲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春天多吃酸味食品，夏天多吃苦味食品，秋天多吃辛味食品，冬天多吃咸味食品。无论哪一季节都要作甘甜滑润的食品加以调和食用，可润肠通便。
至于肉食与主食的配合也有适宜的方法，《周礼》说：“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蓏。”：牛肉宜与稌，即梗米饭搭配；羊肉宜与黍，即粘黄米饭搭配；猪肉宜与高粱米搭配；狗肉宜与粟，即小米饭搭配；雁肉宜与麦子搭配；鱼肉宜与蓏，即菰米饭搭配，蓏即瓜类植物的果实。用肉类与植物类的食物搭配有益于人体的健康，对于现代也很有指导意义。如此复杂、讲究的饮食调配，是对天子、王侯及上等贵族之家的食膳而言的，但也充分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对饮食养生健身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办法。
王宫中把“食医”列于众医之首，又说明了当时对食养、食疗的重视。虽然这些做法还欠科学与全面，但仍不失它的参考、借鉴价值。
今天我们很多烹饪调味方法也是从食医传承下来的，比如：“酸能胜辛”，饭菜太辣了，放点醋进去，辣味就会减轻；又比如“甘能和酸”，酸梅汤酸涩难喝，加点砂糖就可以美味可口，生津止渴。
中国地理、气候条件万千，粮食作物种类繁多，自古中餐有“主、副食”之分，形成了以谷类、豆类和杂粮等为主食，以动物性食物作为补充的膳食结构，这种模式流传至今，表明后人从实践中已经悟出这一理论是符合养生之道的。
《黄帝内经》中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说法，说明古代食医的“营养学”理论已经融入医学领域之中。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食治》篇指出：“食谷者，则有智而劳神；食草者，则愚痴而多力；食肉者，则勇猛而多嗔”。更进一步认识到食物结构的不同对人类体质的潜在影响。
一直到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王侯贵族更讲究服饵的方法，形式器皿考究，甚至连音乐都配合整齐。所谓“列鼎而食”，“脾脏闻乐则磨”，意思就是听着音乐吃饭，有助于消化吸收。道家主张采用柔和清越的音乐，能“陶冶情操，溶溶似醉，飘飘欲仙，元气归宗，乐以忘忧”。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科学观点，音乐能使大脑皮层真正休息，可快速恢复精力。
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食医在古代可谓百花齐放，中医经典《内经》为食疗提供了理论根据。据传华佗著有《食论》，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专论食禁，唐代成都名医咎殷的《食医心鉴》催生了药膳，《医方类聚》中用食物组成药方共211方，孙思邈弟子孟诜撰写了《食疗本草》，元代《饮膳正要》为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本草纲目》等大量录载食物功用及食疗方。由此，食治、食疗本草体系得到了全面发展。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孙思邈，孙思邈是食医理论和实践完整体系的奠基人，他把食疗放在第一位，说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他在《千金食治》中专论讲述食疗，并广罗百家，悉数收入食治养生之方，提出食物相生相克理论，扩充了食疗理论和实践体系。更伟大的是，孙思邈开创了平民食疗的新时代。
令人可惜的是，食医在古代为帝王将相统治者所独享，不利于普及推广，劳动人民受阶级压迫严重，根本无钱聘请食医。以食医为职业的人落得一贫如洗，被迫改行。后因战争、贫穷、食材资源有限等因素，食医逐渐失传。
后来医事分科越来越细，到元代分为十三科，没再设"食医"这个科目，但食养、食疗的观念已经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其中的方法也融化到了各科的治疗与保健之中。但却逐渐改变了食医的服用疗法，过于偏重“营养、美味”，改变了食医的本质。
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用药如用兵论》一文中，指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圣人用来保全人民生命的健康的方法是：用主食作营养品，用水果作辅助品，用肉类作补品，用蔬菜作充养品，而药物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这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饮食的养生保健的内容与作用。
脏腑之论，针艾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为岐黄精华，前三者在中医传承中得以发扬光大，成就五千年中华文化之瑰宝，而今中医针药为先，食医却不见，不免让人可惜可叹！
现代西方营养学创立以后，借助科学仪器测定食物的成分，并研究食物中营养成分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用来指导人们的膳食，无疑是科学的。但是有些人却以此来否定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和膳食结构。殊不知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着意研究膳食搭配的营养学了，周朝的“食医”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营养医生。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饮食养生保健的重要，食疗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普及。医院有营养医师，药膳房有药膳师，宾馆、酒家有厨师，而各家各户都有主管操持饮食的人，他们所关注的不再只是“吃饱”，而是要“吃好”。现代食医已经进步到个性化科学食疗，是一次更大的进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根据个人身体饮食的过剩和缺乏来科学调节饮食结构防病治病，终于诞生了科学食医。所以食疗已经普及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再也不是天子王侯们膳食房和食医的专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