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里，史塔威尔把这些东南亚巨富叫做“亚洲教父”。当然，这只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并不是暗示亚洲教父都是靠有组织犯罪活动起家的。史塔威尔用“教父”这个词，主要是想突出巨富大亨们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以及他们在公众眼中的神秘性。不过，这本书并不是窥探教父们私人生活的猎奇之作。实际上，史塔威尔是以亚洲教父这个特殊群体为切入点，来剖析东南亚地区的展困境。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亚洲教父的崛起，是东南亚地区政治失败的产物；亚洲教父对经济的贡献，远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
早期到达东南亚的移民主要是从事贸易的群体，他们头脑精明、富有商业冒险精神。这些外来者与本地人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本地贵族拥有政治权力，而移民精英依附于本地贵族，负责帮他们打理当地经济。
本土领导人把大量的特许经营权颁给了外来移民精英，让他们成为新一代亚洲教父；亚洲教父们在获得特许经营权之后，自然不敢吃独食，而是乖乖地和领导人分享经济好处。换句话说，政治权贵和亚洲教父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亚洲教父充当政治权贵的“提款机”，而政治权贵充当亚洲教父的保护伞。
以印度尼西亚前首富林绍良为例。林绍良是1938年才来到印度尼西亚的新移民。二战后，印度尼西亚打响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当时林绍良帮助印方部队运送军需物资，认识了很多高级军官，其中就包括苏哈托，这个人后来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之久。
还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越是成功的亚洲教父，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华人文化特质就越是模糊。道理很简单，在殖民时代，亚洲教父需要同时和西方殖民者、本土贵族和华人社区打交道，他们需要通晓多种语言，并且拥有多个文化身份，才能够与不同群体进行无障碍沟通。一个典型教父至少需要精通两三种汉语方言，如粤语和闽南语，还需要精通英语和东南亚本土语言，甚至需要学会说日语，以便在战争中和日本人打交道。很多教父都给自己取了本土名字，比如林绍良又叫苏多诺·沙林。
东南亚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再加上战后东南亚经济的繁荣，这些私人银行能够吸纳到充沛的资金。教父们把银行资金大量贷给自己旗下的其他企业，让银行成为自己商业帝国的提款机。印度尼西亚法律规定，银行关联贷款不能超过20%，而在实际操作中，关联贷款常常高达60%~90%。一旦那些关联企业还不上钱，导致银行破产倒闭，首先损失的是普通储户和小股东。而如果私人银行的规模足够大，政府还会出面救助，用的当然是纳税人的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央行一共向四位教父的私人银行贷了1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以应对挤兑潮。但是史塔威尔推测，教父们很有可能把这笔钱中的大部分拿来买外汇了，从而在危机期间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印度尼西亚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严格的金融监管，私人银行的表现可能比国有银行更糟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淘汰了部分教父，但大多数教父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危机，甚至在危机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史塔威尔认为，除非东南亚地区来一场彻底的制度变革，否则很难改变现状。
我们来梳理一下亚洲教父这个群体的特征。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代，亚洲教父都是依附于政治权贵，靠特许经营权获得垄断利润。他们在文化上拥有高度适应性，靠核心现金流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并且都是融资高手。
史塔威尔认为，亚洲教父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受益人，而非增长的驱动者；他们的成功依赖的是政府给的特别人情，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市场竞争力。说到底，亚洲教父只是寻租环境下的精明生意人，他们无论是在企业管理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没有特别的建树。不少教父捐款做善事，但大多只是为了投资“身后名”，他们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层面“立品”。
不过，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困境，亚洲教父不是第一责任人。毕竟商人的任务只是赚钱，政治家的任务才是保护社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没有真正脱离殖民时代，没有一个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精英阶层来为整个共同体的命运负责，这才是最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