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父守孝三年，再次回到京城时候，世界已经变得喧腾，起因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原来那些师友，比如赏识他的欧阳修，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早已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引起王安石极大反感，在他授意之下，有人在宋神宗面前告了苏轼一状。于是，苏轼便被从京城授为杭州通判。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便是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二月，在杭州通判任上所作。当时，苏轼视察杭州属县，自富阳经过新城（今富阳新登镇）。诗人自富阳奔赴新城途中，饱览秀丽风光，沿途见到农民参加繁忙春耕景象，于是有感而作。
此时的苏轼虽然不受新党待见，但尚未经过残酷的“乌台诗案”，所以其时所作诗歌，还没有后来那种看透一切后的颓废、萎靡之态，而尽显热爱生活、向上乐观的态度。
《新城道中二首》其一
[宋]苏轼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首联“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春雨绵绵数日后，诗人准备进山的消息，竟然被东风悄悄打听到了；屋檐之间，雨水积聚仍在，耳边不时传来滴答滴答声响，但经过东风连续不断地吹拂，雨水蒸腾的一干二净，再也不用听那恼人的滴答声。
予“东风”以知人意，像人一样知情达理，如此下笔，活泼传神；赋“东风”以知人情，以“我”心观万物，万物皆有情在，“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
“东风”、“积雨”，此处点明光景在绵绵春雨之后，也因此非雨后的山间，无法起领、导引出将要描写的山村景色、乡村风物以及山民生活。此联新颖别致的诗意写法，从而奠定全诗轻松闲适的格调。
颔联“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摹写雨后山村，红日初升的春晨景色。行走山间道上，放眼远望，白云如絮，朵朵缭绕在山头，仿佛给青山戴上一顶硕大无朋的遮阳帽；红日初升，宁静渺远，安然浮于树梢枝头，透过缝隙张望，就好像一枚铜钲悬挂，等待来人敲响一般。
钲，古代击打乐器之一种，铜做的形似倒置的钟。此处，诗人描绘“岭上”、“晴云”“树头”、“初日”四种自然景物，并用“披絮帽”与“挂铜钲”，分别比喻“岭上晴云”和“树头初日”，以身旁村物来喻眼前景观，贴切形象，更显得妙手偶得之趣味，反映出诗人对周边事物的用心，从细微处着手，野趣横生，妙趣自得。
颈联“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好似两帧静物画，色彩明艳地呈现在眼前：竹篱旁，山桃花尽情绽放，小溪畔，柳枝轻摇，水清沙白。“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着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上。”（清吴乔生《围炉诗话》）。此处，诗人以“野桃含笑”与“溪柳自摇”拟人化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桃花吐艳的盛况，春风中柳树翩翩起舞的神态，逼真生动，惟妙惟肖。
在前三联中，诗人极尽笔墨描写：春风骀荡，吹断积雨，知我心意，圆我行程；晴云缭绕，红日初升，桃花笑脸迎我，春柳起舞悦我，自然充满生机勃勃，山村洋溢欢快氤氲。如此盛大景象，却不过是一曲壮观表演的前奏。
诗人精心铺垫，只为逗引出尾联“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由对自然景物的详细描绘，水到渠成地转入对西山人家的世俗生活的叙述。西头山间，几处茅屋横卧，炊烟袅袅升起，进进出出的农妇，准备着丰盛的午饭，都是平常菜蔬呢，水煮秋葵，红烧竹笋，精心烹饪犒劳参加春耕的家人们，春光无限，仿佛桃花源，此间令人最欢乐，乐不思蜀矣。
上句一个“最乐”，强调全诗重心所在：雨过天晴，春暖花开，红日初升，春光无限，在如此大好时候，村民们惜春时，抢春光，忙春耕，处处一派“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春”的山村风物画景，惹人流连忘返。
此诗情景交融，新奇的比喻，巧妙的拟人，外景与内情相互交融，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值得再三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