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的家乡蒋庄，李姓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全村两千多口人，姓李的就占到了一千九百多口。常言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这话在名不见经传的蒋庄，就更是人人都深以为然的现实。
只有差不多二百九十年历史的蒋庄，据说最早来此定居的是姓李的亲兄弟二人。他们在最初的蒋庄休养生息，娶妻生子，逐渐成就了今天这个庞大的李氏家族。
只不过由于传宗接代并非像割韭菜那样整齐划一，使得李氏家族产生了许多分支，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随着年轮的增加，也增添了许许多多的错综复杂的枝节。
这样的枝节体现在一个家族的分支上，用一个很常见的说法，那就是：远近。
要论远近，我和四哥当然并不是亲兄弟，甚至我的父亲和四哥的父亲也不是亲兄弟。但如果再往上追溯一辈，到了我的爷爷和四哥的爷爷，那就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了。这样说来，我和四哥实在不能算是很远的兄弟了。
四哥的父亲是独苗，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我的父亲是家中的长子，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按照本家族“近支”兄弟之间的排行，四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伯，就成了当之无愧的老大，而我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就成了老二和老三。
说实话我小时候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弄不明白的：明明我的父亲是老大，为什么大伯家我的那些兄弟都叫他“二叔”呢？心里就常常不服气。
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自己也被编入了排行的“序列”，才真正明白了这样的排列原来和远近有关，和亲情有关。
我大伯有六个儿子，我父亲有两个儿子，我叔叔有三个儿子，按照年龄大小排行，我正巧排行第十，是九个哥哥的弟弟和一个弟弟的哥哥。
四哥兄弟六人，除了大哥参军并转业到了大城市，其他的都在村里务农。当然，四哥还曾经当过三年多的民办教师。再后来，我的五哥也得以由民办教师转正，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2
我熟悉四哥，也是因为四哥曾经当过我的小学老师。四哥是教语文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忆犹新的，是四哥在讲台上的情景。
四哥讲课很特别，在我今天看来那是一种优雅，但同时我也时常感受到了四哥的忧郁。
其实当时我年岁尚小，原本不懂得什么优雅和忧郁之类，只是四哥的一些习惯性动作触动了我，使得小小年纪的我居然能够看得出四哥并不开心。
四哥讲课的速度很慢，也或者说是节奏很慢，一如他慢条斯理的性格。但他每堂课都不多讲，从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滔滔不绝，甚至下课铃声响过以后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四哥每堂课只讲大约三十分钟，剩余的十五分钟就会让同学们自己温习。这个时候的四哥就常常会蹲在讲台一侧那只立起的石碾上发呆。
我不知道教室里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只笨重的石碾，它的表面已经被踩踏得光滑如镜，在门外射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泛着青幽幽的光。这只石碾经年累月地沉默着，就像是专门为了驮起酷爱发呆的四哥。
四哥确实是在很专注地发呆，眼睛盯着某一个地方一眨也不眨。四哥发呆的时候往往还会有一个习惯性动作，那就是拔胡须。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的大伯是络腮胡须，我的包括四哥在内的六个哥哥也无一例外，都是青一色的络腮胡须。
四哥的右手拇指和食指先是在他的长满胡须的下巴上捏摸，就像是一只灵巧的兔子在草原上寻觅。随即他会揪下其中的一根胡须，先是放进嘴里用牙轻轻地咬一下，然后再放在鼻下闻一下，最后再把食指那么一弹，那根可怜的胡须就那么不翼而飞。
四哥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而且就像是我课本里学过的神农尝百草那般庄严。
这样的情景我看得久了，最后就不忍心再看，因为每当看到四哥毅然决然地拔下一根无辜的胡须，我的下巴乃至我的内心都会引起一阵刺痛。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察觉到四哥是有心事的，至少，他活得并不开心。但我一直不明白四哥会有什么样的心事，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不开心。
3
在村人的眼里，四哥的家境是殷实的，甚至是富足的。当然我说的这个殷实和富足，指的并非是四哥那个有着父母和兄弟六人的大家庭。
严格说来，四哥的家境有一多半是我的四嫂过门后操持出来的。我这样说不是在抹煞四哥的功劳，实在是因为在庄户家人的日月里，更加离不开女主人一刻也不得闲的操劳调停。
四哥心灵手巧，做得一手技艺高超的木工活，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木匠。村里村外那些讲究人家的闺女出嫁，大都是请四哥给做成套成对儿的嫁妆。
无论是大衣橱还是八仙桌，无论是高脚椅还是小方凳，只要是出自四哥的手下，就都是让人惊叹的艺术品。四哥在那上面又是描龙又是画凤，又是雕花又是刻草，所有的景象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除此之外，四哥还因为是高中毕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被村小学吸收为民办教师。尽管工资不高，但毕竟算是一份饭碗。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像四哥这样既有手艺又有“饭碗”的庄户人，那是很吃香的。更何况四哥长得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不过话又说回来，四哥虽然空有一份手艺，在他结婚之前却没有为他创造出多少经济效益。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四哥好面子，总觉得乡里乡亲的都不容易，不好意思张嘴定什么价码，甚至常常是白搭手艺和工夫。
二是四哥的性子慢得出奇，是那种即便是火上了房也不带着急的人。而且他接手的木工活大到门窗橱柜，小到桌椅板凳，甚至是一根擀面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马虎。
这样一来，活儿是练出来了，钱却没挣到几个。不过，四哥也因此在十里八乡都赢得了好人缘和好名声，也最终赢得了我四嫂的芳心。
说起来很有趣儿，四哥和四嫂的结合，竟然真是得益于四哥的名声在外的木匠手艺。
在四嫂还不是我的四嫂的时候，甚至在四嫂还不认识四哥的时候，蒋庄那个“木匠老师儿”李善有的名字，就已经印进了四嫂的心田里。
四嫂的家在西朱陈村，离蒋庄只有四里地。四嫂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铁姑娘”，说话快人快语，做事风风火火，就连她和四哥的婚事，都是她自己张罗成的。
那个时候，四哥刚刚盖起了准备成家立业的新房，还没有物色到自己中意的新媳妇，四嫂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四嫂找上门来的时候，四哥正在自己的新房院子里埋头给别人家做木工活。四嫂歪歪扭扭地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一直骑进了四哥还没有做院门的院子里，差点没把四哥正做着的一件大衣橱撞翻。
四嫂对四哥说，自己是慕名而来，请“木匠老师儿”给做嫁妆来了。
在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们管有手艺的人一般不叫师傅，而是叫老师，只不过和叫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的发音不同，后面要跟着一个儿话音，也就是“老师儿”。
四嫂一口一“个老师儿”的称呼着，四哥也不谦让，间或还回报给四嫂一个无声的笑容。
四哥波澜不惊地问，都做哪几件？
四嫂回答说，该做的都做，越多越好，越全越好。
四哥又问，木料都准备齐了吗？
四嫂说，什么都没准备，想请“木匠老师儿”给包工包料。
四哥哦了一声，沉吟半晌，又问，打算用什么木料？
四嫂说，什么最好就用什么，你是老师儿你看着办就是。不过要抓紧做，不能像往常一样磨洋工，一拖二年半。
四哥就憨厚地笑笑，说，行。
四嫂又说，我是西朱陈老艾家的四闺女，我叫艾秀琪。今天来的匆忙，没有带订金。你要是信不着，我就把这自行车押给你。
四哥说，别，别。你是你家的老四，我是我家的老四，你我都是同一“级别”的人，又是这么近的乡里乡亲，哪有信不着的道理？再说你这自行车可贵重着哩，我哪敢押你的自行车。
四嫂就扑哧一声乐了，说，好你个李善有，不光是木匠手艺高，嘴皮子也怪利索啊，难怪能当老师。我跟你说啊，其实一辆车子没啥，你如果把嫁妆给我做好了，别说是自行车，没准就连我这个人也都是你的了。
四嫂说完就麻利地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留下一串嘎嘎的笑声，把个四哥撇在院子里楞了好一会神儿。
说到底，四哥终究是个老实人。他一点也没有多想，全然把四嫂临走时的那句话当作了玩笑。只不过，四嫂的泼辣给四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常言说，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更何况四哥原本做的就是这个行当。四哥特意赶了很多个集，甚至到邻近村子里挨家挨户地去打问，终于为四嫂凑齐了做嫁妆的上好木料。
四哥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专心致志地为四嫂——不，那个时候她还只是老艾家的四闺女——打造起了嫁妆。
在他看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自己一定要精雕细刻，把这套用料上乘的家具做好，达到那位和自己“同级别”的“主家”的满意。
这一系列成双成对的全套嫁妆，花去了四哥半年多的时间。当四哥给最后一件嫁妆上完最后一遍漆，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欣赏自己的作品，他的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微笑。
等到那些嫁妆的漆全部干透，四哥就雇了三辆拖拉机，并亲自押车浩浩荡荡地送到了老艾家。看着这些红彤彤亮堂堂的新家具，老艾一家人个个喜不自禁，引得街坊四邻都来观赏。
那天老艾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谢师宴”，四闺女艾秀琪还亲自上桌敬酒，楞是把个原本很有节制的四哥灌了个酩酊大醉，最后是躺在拖拉机后斗子里拉回家的，连做家具的木料钱和手工钱都忘了拿。
4
让四哥没有想到的是，四哥亲自送到老艾家的那套自认为很得意的作品，在三个多月后的来年春天，竟然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四哥的新房里。
不过不是被退回来的，而是四嫂带着这些嫁妆嫁给了四哥。
四嫂带来的除了四哥亲手做的那些嫁妆和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还新添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再有就是缝纫机、手表、金戒指什么的。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前来送亲的最后一辆同样挂着红稠带的拖拉机上，居然是六只肉滚滚的小猪崽儿。它们在拖拉机斗子里拥挤着，哼叫着，给四哥和四嫂的婚礼增添了许多气氛。
这份特殊的“嫁妆”博得了乡亲们的称赞，一时间传为佳话。乡亲们都说，看人家李善有，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找了这么个会过日子的好媳妇。
这就是四嫂，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先声夺人。事实上，四嫂不仅性格泼辣，敢想敢干，而且头脑精明，目光长远，的确是庄户地里勤勉持家的一把好手。
5
如果说，四哥在没有娶四嫂之前，还是有一搭无一搭地度日月的话，那么在四嫂嫁给四哥之后，四哥的那些慢节奏的日子就算是过到了尽头。
可以说，四嫂的到来，让四哥的手艺和方方面面的潜力都发挥到了极致。这些手艺和潜力的最大限度发挥，就使得四哥的家境蒸蒸日上，日渐丰盈。
以前没有四嫂的时候，四哥所承接的木匠活儿，无论人家催得多急，四哥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和节奏慢腾腾地进行，而且不计较费用。
四嫂嫁过来以后，首先就是坚决改掉了四哥这种拖拉的毛病，每件家具都定出了严格的完工期限，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完不成，不但不让吃饭，就连睡觉都不行。
再就是四嫂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基本摸清了四哥所从事的这个木匠行当的“行情”，结合四哥本身的手艺水准，定出了做各种家具的价码。
这样一来，四哥的干活效率和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比起以前就翻了好几番儿。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哥在没有娶四嫂之前，已经在村小学当了近半年的民办老师。四哥负责的课程不多，每天只有两节课，一般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
没有课的时候，四哥也不像别的民办教师那样，急着回家料理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儿。四哥常常会坐在教师办公室里，喝喝茶，备备课，翻翻报纸，日子过得淡定而从容。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随着四嫂的到来而一去不复返了。四嫂只来了一趟学校，就掌握了四哥每天的工作量。
回到家里，她就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督促四哥用尺子和笔画出了每周的课程表，并严格计算出了四哥上完课后从学校赶到家所需的准确时间。
四嫂把四哥的课程表贴在堂屋正面的墙上，要求四哥上完课必须马上回家干活，除了开会之外不得再在办公室逗留。
这样一来，四哥所沿袭了二十多年的生活规律就完全被四嫂给打乱了。四哥就像是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只能是一刻也不停地走着，走着，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这要换了一般人，肯定难以接受，可是四哥原本性子就慢，又加上他知书达理，明白四嫂这般良苦用心，也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就坦然接受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人长时间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被改造过来的。
四哥在家里做木工活的时候，习惯了倒上一碗水，边歇息边等着水凉。每当这个时候，四嫂就会毫不客气地说，李善有你可真会磨洋工！你就不会边干着活边等着水凉？
再后来，四嫂就预先给四哥烧好了凉白开，弄得爱喝热一点的水的四哥真有些哭笑不得。
四嫂也不是那种光会动嘴指手画脚自己什么也不做的女人，甚至她所做的事跟村里任何一个大男人比都毫不逊色。
四嫂身材矮小，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也只有八十多斤，可是谁也想象不出在她那弱小的躯体里，究竟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
四嫂把四哥管得很严，对自己的要求就更严。那时候大哥参军在外，早已在部队成家并有了孩子，二哥和三哥也先后结了婚，但一直没有分家。
四嫂嫁给四哥不到两个月，就坚持分了家，摆脱了十多口人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束缚。四嫂说，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饭虽然热闹，可是不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还容易闹矛盾。
四嫂开了这个头时间不长，二哥和三哥两家也和父母分了家。到了五哥和六哥，干脆都是一结婚就开始自己过日子了。
分家后的四嫂，自己承揽了地里的所有活计，并且在嫁给四哥时带来六只小猪崽儿的基础上，又添置了两头母猪，当年就繁殖了十多只小猪崽儿。
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廉价而高效的猪饲料，四嫂还学会了做豆腐，每天天不亮就做好了两大包豆腐。
四嫂为人爽快，做的豆腐味道也很纯正，很受村人的欢迎。常常在全村人吃早饭之前，这两包豆腐就被抢购一空了。
很多时候，四嫂会在下午再加做两包豆腐，天黑前也是所剩无几。
四嫂把做豆腐所产生的渣子和浆水，都毫无保留地做了猪饲料，把那些猪养得个个膘肥体壮，惹得村里村外的那些屠宰专业户早早就来预定下，并且给的都是最高价钱。
每天早上，四嫂做完很多活计的时候，四哥还在睡梦中。无论多忙多累，四嫂从不让四哥插手地里的事和自己所承担的做豆腐、卖豆腐、喂猪等事务。
四嫂要求四哥的，一是把学教好。四嫂说为人师表，可不能误人子弟。二是把木匠活做好。四嫂说四哥是有天分儿的手艺人，比不得自己这粗手大脚，只能靠出苦力挣钱养家。
前面说到四嫂在四哥喝水时不让四哥边歇息边等着水凉，并且预先给四哥烧下了凉白开。这多少有些让四哥争分夺秒的急切，听起来也很不近人情。
可是四嫂对自己，那是连凉白开也顾不上喝一口的。有时候为了赶着下地收庄稼，四嫂拿起水瓢咕咚咕咚地灌上一肚子凉水，就风风火火地出了家门，手上抓着两个夹了根咸菜条的干巴馒头或者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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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嫂先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在儿子刚满十二岁的那年，四嫂和四哥不但翻盖了只住了十五年的房子，还给儿子盖起了一排六间大瓦房，这在村里可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份儿。
不过也有好事的人对四嫂说，这么早就给孩子盖新房，等十年后儿子结婚时，房子该旧了，不时兴了吧？
四嫂说，那不要紧，到时候还可以再翻盖！咱庄户人家过日子，过得就是个心劲儿！
四嫂的言语之中，总是透着那么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
随着六哥的结婚生子，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大伯和大娘，也都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原先那个动辄十几口人一起吃饭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我大伯和大娘老两口的日日相对，大眼瞪小眼。他们老俩的生活，就完全靠六个儿子和儿媳分摊照料了。
在我的这六对哥嫂之中，除了参军转业后在外定居的大哥大嫂一家，也就数四哥和四嫂一家过得殷实而富足，当然，这也是四哥和四嫂埋头苦干的结果。
比较之下，我的其他四个哥嫂家，那日子就过得很紧巴，甚至有时候连供给我大伯和大娘的口粮都难以及时保障。
每当这个时候，我大伯和大娘大多是无奈，有时候也会很生气。特别是大伯，人上了点年纪，联想到自己老了，儿子们都各自顶立门户过日子了，自己吃口饭都得找儿子们要了，心里就常常既凄凉又恼火。
可是我大伯又不好随便发作，因为凭良心说，儿子们都不是不孝顺的人，只不过自己的日子本来过得就紧巴，顾不过来也是实情。
老四一家过得好，人家给的口粮也最多，不但给的口粮多，还给过一点零花钱。自从老四媳妇开始做豆腐，隔三岔五也给送过些来，说是让爹娘尝尝鲜，实际上够老俩当饭吃都能吃上一天的。
我大伯既然这样想，倒也入情入理，但是大伯也有犯昏的时候。有一次大伯喝了点儿酒，想起向儿子们要口粮的艰难，不禁老泪纵横。他思来想去，竟然怪到了我四嫂的头上。
大伯的意思是要不是当初四嫂带头分家，一大家人还一直在一起过日子，穷富都在一起对付，哪会有今天的饥荒？
大伯借着酒劲儿，就去找四嫂理论，并且大声嚷嚷着让四嫂再拿出一份口粮。
四嫂当然不肯，说是没有这个道理，就和大伯争吵起来，从家里吵到了大街上，最后就撕打在了一起。引得很多乡邻围观。
那一回也是怪了，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拉架的，也许是从来没有见过老公公和儿媳妇撕打到一块，觉得新鲜吧。
再后来大伯就占了上风，把瘦小的四嫂压在了地上。四嫂躺在地上拼命地挣扎，大伯索性把腿一迈，骑到了四嫂身上。
时值冬天，大伯和四嫂都穿着棉衣棉裤，样子就都很笨拙。四嫂被压得一时动弹不得，只有两只手在空中挥舞。
这时有看热闹的高声喊道：他四嫂啊，你不会掏他吗？快掏他！
四嫂像是猛醒过来一般，伸出双手照着大伯的下身就抓了过去，只听哧啦一声，大伯的棉裤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大伯一惊之下急忙落荒而逃，身后是一阵紧接一阵的哄笑声。
自此以后，大伯自知理亏，又觉得颜面尽失，就躲在家里不再出门。
倒是四嫂大度，不但丝毫不计前嫌，还分别跑到几个哥兄弟家做思想工作，并尽自己所能帮助几个兄弟和妯娌想方设法脱贫致富。
四嫂的努力没有白费，她用自己的善心和头脑换来了很多年皆大欢喜的大好局面。
7
直到后来我才有点弄明白了，原来四哥在课堂上发呆，原来四哥那些一连串的拔胡须的习惯性动作，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那个时候，四哥结婚已经两年多了，就是说，他已经被严厉的四嫂“改造”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的甘苦和压力，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四哥是一个内向型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和四嫂截然不同。四嫂有了压力有了委屈可以喊叫，可以打骂，甚至可以哭闹，可是四哥不能。四哥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排遣内心的忧郁和苦闷。
再后来，四哥就当不成老师了。因为他在课堂上发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因为他在课堂上拔胡须的动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有很多次，四哥把自己的下巴拔得鲜血淋漓，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
在四哥当教师三年半的时候，他终于离开了那个讲台。四哥是自己主动辞职的，他说自己的脑子被虫子给蛀空了，他说自己再也教不了学生了。
回到家里的四哥躺在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睡醒。从那以后，他除了在家做木工活就是睡觉，一睡就是大半天。
这时候，一向是个急脾气的四嫂竟然破天荒地没有责骂四哥，反倒还好言好语地劝慰四哥，并且好茶好饭地照应四哥。
四嫂总是说自己是个粗俗的女人，其实她也是粗中有细。四嫂静下心来很认真地反思了自己以前的言行，她想，或许自己真是把自己的男人管得太苛刻了，是应该给他一个宽松点的空间了。
四嫂一如既往地在家里和地里忙活着，真的没有再管四哥，甚至再忙再累也要让四哥吃上热菜热饭，但四哥的状况依然未见好转。
四嫂急了怕了，就带着四哥去公社卫生院检查，后来还去了县医院。可是查来查去，没查出四哥有什么病，四哥自己也说没什么事儿，就是常常犯困，想睡觉。
那天下午四哥一觉醒来，日头已经偏西。四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到院子里转了一个圈儿，又回到屋里对四嫂说，我到孩子他姥娘家去一趟，看看有什么活儿也好帮着做一下。
四嫂说，天都快黑了，就别去了，要去明天早点去吧。四哥坚持要去，四嫂见拦不住，就拿刀割了两块豆腐包好，让四哥捎过去。
四嫂还打趣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懒女婿头一回想着给丈母娘做活了。四哥笑了笑没搭腔，骑上车子就走了。
四哥赶到丈母娘家的时候，天已擦黑。四哥的老丈人已去世多年，几个儿女也分家的分家，出嫁的出嫁，只剩丈母娘一个人过活。四哥停下自行车，把带来的豆腐递给丈母娘，就扛起一把镢头向外走。
丈母娘追出来问，他姐夫，你做什么去呀？四哥回答说，我去咱家的桑树地里看看，找点活干。
丈母娘说，地里没什么活啊，再说天都黑了，你就歇会儿吃点饭吧。四哥没有理会丈母娘的絮叨，头也不会地走了。
在四哥的记忆里，隐约还记得丈母娘家的那片桑树地。四哥到了地里就抡起了镢头，开始刨那些半人高的桑树。
这时丈母娘追赶了过来，一连声地说，他姐夫，他姐夫，你刨错了，那不是咱家的地！你要刨到那边刨去，咱家的地在那边。
丈母娘在离四哥不远处指划着，四哥奔过去抡起了镢头，只一下就把丈母娘砸了个脑浆迸裂，一声未吭就倒在了血泊中当场毙命。正在周边地里劳作的人们见此情景，都惊叫着仓皇逃窜。
四哥倒像个没事人一样，不慌不忙地上前看了地上的丈母娘一眼，扛起血淋淋的镢头又回到了丈母娘家。
四哥没有进屋，只是冲着堂屋门说了一句：娘，我回去了，地里的活我都做完了。
说罢就骑上自行车往家赶，回到家的时候，四嫂出去卖豆腐还没回来，饭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四哥看也没看一眼就进了里间，倒头便睡。
8
四嫂是在卖完豆腐回家后不久得知噩耗的，来报信的是四嫂的娘家兄弟。四嫂的娘家兄弟哭喊着，说是姐夫把娘劈死了，娘还躺在桑树地里。
四嫂闻言大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自己亲兄弟的哭喊就在眼前，不由她不信。
四嫂狂叫着奔进里间，把四哥从床上揪了起来。四嫂揪住四哥的衣领子，声嘶力竭地问道，李善有啊李善有，你到底把俺娘怎么着了？你快说啊你快说啊。
四哥用手揉了揉自己惺忪的睡眼，说，没怎么着啊，我去的时候娘在家里做饭，我就去桑树地里干活……对了，我在地里还遇见一头猛虎哪，它朝着我扑过来，被我一镢头打死了。
四哥一边说还一边比画着。四嫂听完这话，当时就昏死了过去。
当天晚上公安局刑警人员就把这起人命案调查清楚了，现场有十多个目击证人，而且都认得四哥是老艾家的四女婿，警察就把四哥带走了。
四哥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温顺得像一只小猫。他慢声细语地说，打老虎还有罪啊？打老虎还有罪啊？既像是问别人，又像是自言自语。
警察对四哥的审讯一直不顺利，甚至是一筹莫展，因为找不到四哥杀人的动机，更因为四哥根本不承认自己杀了人，只承认自己打死了一只猛虎。
四哥绘声绘色地连说带比画，四哥说，那么大一头猛虎向我扑过来，我如果不打死它我就没命了。
警察问，你和你老婆有什么矛盾？四哥说，什么矛盾也没有。我媳妇没白没黑地操持家，还给我生养了一儿一女，我感激她还来不及哪，怎么会和她有矛盾？
警察又问，那你恨你丈母娘吗？四哥说，我丈母娘也对我很好，我为什么要恨她？你们快让我回去吧，我丈母娘年纪大了，地里还有很多活等着我去帮着干哪！
案子拖延到最后，就变成了两派之争。一派是李氏家族的人，为了挽救四哥的性命，坚持说四哥是有精神病的，杀了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另一派是四嫂的娘家人，坚持认为四哥是因为和四嫂闹矛盾而报复杀人，应当偿命。
倒是四嫂夹在中间为了难，因为她既不承认四哥有精神病，也不承认和四哥有矛盾。
两派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公安部门也不好妄下定论。
最后四嫂的娘家人气愤不过，就对李氏家族的人说，你们不是说他有精神病吗？他李善有也有娘，他怎么不用镢头把自己的娘当猛虎劈了？
四嫂的另一个娘家人说，要不就试验一下吧，如果让他吃屎他也吃的话，我们就相信他有精神病了，就不再揪着他不放了！
其时四哥已被保释在家，由三哥、五哥和六哥轮流看管。当然，捆绑是免不了的。
李氏家族的人一是拗不过四嫂的娘家人，二是也逐渐认为四哥也许真有精神病，就同意按着四嫂娘家人的要求试验一次。
结果四哥虽然是冷笑着，却仍然是慢声细语地说，亏你们想得出啊，拿我当精神病看待了，这个玩意儿这么臭，要吃你们自己吃，反正我是不吃。
四嫂的娘家人亲眼见了四哥说这话时的神态，也是没招了，只好作罢。
9
经受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四嫂大病了一场，足足有三个多月没有走出家门。
四嫂病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辛苦喂养的二十多头猪全卖了。
紧接着，四嫂又变卖了她和四哥的房子以及给儿子准备的新房，领着一双儿女投奔到了远在黑龙江的妹妹家。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四哥的病情（尽管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病）时好时坏，但他早已恢复了自由。
也就是说，公安部门已经对四哥的案子下了定论，四哥因为有精神病而不对自己劈死丈母娘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我的那几个哥兄弟都不再看管四哥了，更不会再捆绑着他。
恢复自由以后的四哥，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只去了一次他和四嫂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老房子，也只去了一次他和四嫂为儿子准备的新房，听人家跟他陪着小心讲解说房子是四嫂卖给他们了，四哥就表情讪讪的，谦恭得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
四哥一连声地哦哦着，一连声地说着对不起，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出那个他曾经再熟悉不过的院子。
走在熟悉的街头，耳听着身后响起的关门声，四哥茫然四顾，不禁喃喃有声：天地之大，何处是我的家园？我的爱人和孩子们啊，你们在哪里？
无家可归了的四哥，就开始了吃百家饭的生涯。无论是李氏家族的人，还是旁门别姓的人，都同情他，可怜他，也感念他或是曾经教过自己的孩子，或是曾经尽心尽力地为自己家打过家具。
再加上四哥生性温和，平时无论碰见谁，不笑不说话，四哥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毫不造作的亲近。
总之当四哥在蒋庄村的街巷间游荡的时候，赶上饭时，无论是谁先看到四哥，都会把他拉回家去吃上一顿饭。即便不是在饭时，也会拉他到家里坐上一坐，喝上一碗水……
四哥领受着乡亲们的眷顾，在千恩万谢的同时，内心的躁动却越来越激烈了。
四哥内心的躁动和不安来自于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打死了一只猛虎，就导致了我媳妇和一双儿女离我而去？甚至连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也变成了别人家的？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九九五年的春天，我从部队回故乡蒋庄探家。参军整整十年了，这是我第三次回乡探家。在县城长途汽车站，我恰巧碰到了正在等车的四哥。
他一见到我，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住地摇晃着说，是十弟呀，你回来了！看这身军装就是威武啊！俺十弟可真是好样儿的！四哥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写满了亲情。
四哥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是一沓厚厚的人民币。
四哥和四嫂的情况，我在部队是知道了的。我问四哥，你这是到哪里去啊？
四哥说，我去找你四嫂和你的侄子侄女呀。
我说，那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四哥憨笑着说，具体不太清楚，只听说是在黑龙江那边儿。
我说，黑龙江那地方可大啦，你不知道具体地方怎么找？还是先跟我回去吧，等打听清楚了具体地方，咱再去找好不好？
四哥沉思了一会儿说，十弟呀，你说得在理儿，四哥听你的，走，咱回家！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哥。
10
四年后，当我再一次回故乡蒋庄探家的时候，四哥已经失踪两年多了。
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四哥，到底没能忍受住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在仍然没有打听到具体地址的情况下，四哥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亲的路。
或许，他已经站在了黑龙江的那片土地上，又或许，他还走在他自己认定的通向黑龙江的旅途中……这些，都不得而知。
又过了两年多，我从在黑龙江打工的一个村里人口中，得知他曾经见过四哥。
他说那是在黑龙江境内的一个偏远小火车站，看到一个头发和胡须都特别长的中年男人，在垃圾箱前翻捡食物。
当时他觉得那个人很面熟，可是一直想不起是谁，就这样苦思冥想了一路子，临近回到蒋庄了，才猛然想起，那个人就是四哥李善有。
他还说，他都打听过了，那个小火车站上的人都认识四哥，说他就住在离小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为人非常老实本分，只是每天下来找点吃的，从不多言多语，更不会惹是生非。
我的哥兄弟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通过四嫂的娘家人，辗转联系上了四嫂，也联系上了四嫂和四哥的儿子。其时他们的儿子已经十八岁了，正在黑龙江上大学。
我的三哥和五哥，曾经多次通过打电话和写信的方式，央求四哥的儿子去那个小火车站看看，去印证一下那个住在山洞里的“野人”是不是他自己的父亲？
后来得到回信说，四哥的儿子去那里看过了，那个“野人”根本就不是四哥。
听到这个消息，村里就有人骂四嫂，说都是她把儿子挑唆坏了，连自己的老子也不想认了！也有的人说，说不定啊，那混帐儿子根本就没去看过……
类似这样的责骂我也听到了许多，但我不想再去指责四嫂什么，更不想去指责四嫂和四哥的刚刚长大成人的儿子。
毕竟，四哥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说得清道得明的。
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常常想，其实谁对谁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活着的人，都应该好好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