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

2.这里所讲的“共同体”主要是就人的“依附性”而言的，马克思讲的“依附性”，照我的理解有点类似于鲁迅所厌恶的“奴性”。只是马克思不像鲁迅那样特别把它归咎于中国人的“劣根”，相信普世主义的马克思认为人类以前实际上都有这个东西。而所谓“自由个性”也不是像鲁滨逊似的自顾自状态，它是以发达的自由结社（理想状态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所以由“共同体”到“自由个性”与其说是从“集体”到“个人”的变化，不如更确切地说是“被集体化”到自由的集体化的变化。

3.血缘认同基于人性，古今中外都存在，近代只不过是人们的认同形式随社会交往的发达而日益多样化，血缘地缘而外，教缘（同信仰形成教会等）、业缘（同职业形成行业公会等）、利缘（利益联系而形成企业等）、政缘（同政见形成政党等）等各种认同也发展起来，血缘认同因而自然淡化。

4.马克思青年时代在哲学著述中频繁使用的“共同体”（主要是gemeinwesen，有时也用gemeinschaft 一词）概念也是比较泛化的（他提到古代的共同体，也提到“市民社会是共同体”，家庭、村社、等级是共同体，国家也是“政治共同体”，以及“人的实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等等），并没有特定的社会史含意。但后来（尤其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著作中）则赋予了这个词以类似于滕尼斯的社会学意义，即指人类在古代或不发达状态下形成的人身依附性群体。他所谓由“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的提法也具有与滕尼斯由“共同体”到“社会”之说类似的历史进步论含意。

5.但是今天看来，同样是束缚性的、不同于近代自由社团的那些传统“共同体”，其功能还是差别很大。而最明显的差别还不是在血缘、地缘等诸“缘”之间，而是在那种其内部有直接的人际交往的“熟人共同体”与更大范围的“陌生人共同体”之间。滕尼斯讲的共同体基本上就是前者，而马克思讲的“部落的联合”“亚细亚国家”属于后者。我们也可以更简单地把两者分别叫做“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

6.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几乎就是人口的全部。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 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 的农民仅仅“养活”着世界上7% 的“非农民。

7.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典型的农业民族，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我国不仅农业文化延续不断，堪称世界一绝，而且我国农民也是世界上罕见的“纯农业”（单一种植业）居民。中国人尚黄，自认“黄帝子孙”，对土地有着极为强烈的感情。中国不但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其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具有“农民心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大量农民不能很快变为城市人口，但他们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成为“乡居现代人”，而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则是时代的需求。否则不但农村没希望，我们的城市也将处于一种“都市里的村庄”的状态，它可能是宁谧而安全的，但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世界上将没有立足之地。

8.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农民既是前工业时代“人”的一般存在形式，那么对文明进程中的农民的研究也就是人学——人类不断在反思中加深对自己的认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农民性”是人的个性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段，农民学因此也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一切人文学科的重要构成与交叉领域。显然，农民研究的必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国度的现实问题、对目前的改革事业所具有的功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