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吴军老师的《格局》

通信和传媒的手段越发达，被信息放大的悲观效应就越明显。

近20年来，每到夏天，我们就经常听说某条大河大江又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人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现在的灾难比以前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猜测，比如全球变暖、三峡大坝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沙城暴带来的蝴蝶效应，可没有一个猜测能够被证实。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经常发生看似不正常，但如果知道全世界最长的100多条河流（长度超过2000公里）里，有20条在中国，每隔三五年就有某条大河大江发生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就不奇怪了。洪水在过去也有，但是由于通信不发达，没有那么多人知道。20世纪70年代，驻马店地区的淮河发生过一次洪灾，死亡人数超过近40年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据估计从2.6万至30万人不等），只是过去没人知道、没人关心。更何况过去人口密度不高，人们的聚居地未必像现在这样离海岸那么近，因此对洪灾不是很敏感，记载也未必完备。类似地，在国外，近几十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历史上多。

媒体报道飞机失事，总是比报道公路交通事故多，因此人们对乘飞机的恐惧放大了。我在飞机上见过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上了飞机就开始发抖。她妈妈解释道，她看到电视里的飞机失事，走不出恐惧的阴影。其实，全球因车祸死亡的人数是因飞机事故死亡的人数的几千倍，但几乎没人害怕乘车，因为从来没有媒体觉得这类新闻值得报道。这正说明了媒体对人的影响。

为什么看似理性的学者要宣传悲观主义？原因很简单，宣传乐观主义观点的论文不仅没人看，甚至无法发表。时间一长，讲这种话的人就被学术界淘汰了。这就涉及悲观主义诞生的第三个原因，即从信息论上讲，越是与众不同的说法信息量越大。

你可以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某个学者说明年的经济形势很好，大众会觉得这和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区别。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相反，如果某个教授说中国经济要崩溃，就算他年年说、年年错，但是年年有人听。“末日博士”鲁比尼便是如此，他说中国经济在2013年会彻底崩盘，全球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从信息论上讲，重复先前的信息，或者将一个众人知道的事情，信息量为零；讲一个大家能想到的事情，信息量很少；讲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信息量巨大。

可是，那些总说错的教授，是否能在学术界继续混下去呢？学术界本身就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不是一个谁绝对正确的地方，因此大家对错误的容忍度还是蛮高的。我的一位同学在世界银行做到了很高的职位，他认为经济学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否则混不出头儿。至于经济学家如何支持自己的观点，无须别人担心，因为他们永远能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

我有一位朋友是物理学界的新锐，针对量子霍尔效应发表了很多论文。他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想在物理学界出名，那么众人都说“一”的事情，那个人一定要说“二”。我问他，这样一来结论不就错了吗？他说没关系，关键要在逻辑上站得住脚，这样众人就找不出毛病。如果这个人很幸运，保不齐哪天大家原本以为是“一”的事情真变成了“二”，他就得诺贝尔奖了。

如果你仔细看看各种悲观主义的结论，会发现他们在逻辑上都很严密。比如，2008年，著名环保人士、马里兰大学教授莱斯特·布朗发表了对未来表示悲观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每个中国人以美国当前的速度消耗纸张，那么到2030年时，14.6亿中国人需要使用的纸，是那时全球纸张年产量的两倍。这样一来，全世界的森林就没了。假设到2030年，中国每4个人就拥有3辆汽车——和当时的美国人一样，那么中国需要11亿辆汽车，而那时全球才有8.6亿辆汽车。为了提供必要的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要给相当于全国水稻田总面积铺上水泥。因此，到2030年，中国每天需要9800万桶石油。目前世界的石油产量是每天8500万桶，这个产量恐怕永远不能再提高，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就没了。他的观点看起来很符合逻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预言石油将在20年内用光的人的推理同样符合逻辑。

不能认为布朗的观点没有意义，搞研究的人其实一直在警示世人，这件事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警示的事情会发生。很多时候，并非学者有意误导，而是要让自己的论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必须与众不同。可以想象，如果这位教授一直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一定能改善，现在不仅不会有人知道他，他还很有可能评不上终身教职。

悲观主义横行还有很多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上述三个原因，其实都来自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