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级历史公费师范生班 胡梦潭 2810878530

在封建王朝时代，王朝统治有赖于漕运，漕运畅通有赖于河道治理，因此运河水利治理是运河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北运河在历史上是京杭大运河最北部的一段漕运河道，北近京师，南达河海，是人员往来和各种物资汇总之区，文献上称其为“万国朝宗之地”。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和繁荣一刻也离不开大运河经济的支撑。同样，作为北京地区的漕运通道，北运河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本书由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陈喜波教授所作，重点研究了漕运时代北运河治理和变迁方面的基本问题。选择阅读此书，首先因为自己生长在有着“运河之都”之称的济宁，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宁人，对于“运河”二字自然而然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再者，此次课程论文选题“运河”和“漕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从经济角度对运河贸易进行分析，选择此书，也是为了开拓自己的视野，进一步加深对运河治理和变迁的了解，更是为了有针对性的探究影响清末运河衰落的诸多因素。最后，在上“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程中，老师讲到了“运河”与“漕运”相关的知识点，虽然不是详尽展开、深层剖析，但相信《漕运时代北运河治理和变迁》一定不会脱离历史地理的框架。

北运河的漕运时代，是指自金代北京正式成为封建王朝都城以后，潞水实行漕运开始，历经金元明清四朝，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北运河一直发挥漕运作用的时期。北运河本是一条自然河流，作为漕运河道以后，因漕船航行需要，北运河河道受到人力的强烈干预，河道形状和变迁均呈现出迥异于纯粹自然河流的面貌。本书对漕运时期北运河的治理和河道变迁进行了探讨，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交代了本书研究的背景，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对研究区域概况以及区域河流和水文特征进行了介绍。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的运河河道变迁，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东部的山前平原地区。基本上以海河流域为主要研究范围，涉及北运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和蓟运河水系。

第二章“金代以前北京地区的运河”。本章对北运河实行漕运以前的运河水道治理和变迁进行梳理和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文献记载稀少，本章对北京地区早期的运河河道做整体上的描述性研究，主要研究了三国时期曹操开凿的泉州渠和辽西新河，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北段和辽代的萧太后河。本章对永济渠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宏观分析，而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细致考察，利用考古学、地名学、文献学、田野考察等方法对隋唐时期永济渠最北段河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章“金元时期潞水河道的治理和变迁”。本章对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自金海陵帝正隆之后，中都粮储一直供应不足。不得不去外进行收购粮食，客观形势的发展使得金朝不得不不利用漕运制度来解决中都粮食需求问题。于是开始利用潞水实行漕运，元朝统一天下，定都大都，继续实行漕运制度，潞水仍旧为重要漕运河道。通过分析，作者把金代至元初的潞水河道轮廓大致勾勒出来。金代潞水河道自张家湾以下一直向东，沿里二泗、崔家楼、谢家楼然后南折经马坊村西折，经儒林、供给店至王家楼，然后折向东南，沿现今北运河河道经榆林庄、长陵营、耿家楼、马头村东流，经和合站、肖家林进人香河境内，沿孙家务村北向东经过位于香河县城南的舒鸡淀，南至土门楼，然后经包楼、河西务，向东经北齐庄、北白庄村西有一个大弯环，折向西经过北陈庄村北至北三里屯村东向南流，至蒙村，约在村北向东南经小何村，经双树村，然后沿黄沙河至周家务，沿着陈家楼、安家楼一线西南流，至郑楼，抵达杨村，恰好形成一一个自杨村至舒鸡淀的迂回曲折型河道。

第四章“白河治理和变迁”。本章对明代北运河的运河河道治理和变迁进行了研究。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建立明朝。同年八月，北伐的明军进入元大都，结束了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明初，元大都被降为北平府。明成祖即位后，准备迁都北平。永乐元年( 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随着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仕人商贾等大量涌人北京，城中聚集了大量的消费性人口，对粮食、商品等产生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北京靠近边关，为防御塞外蒙古人侵，长城沿线聚集了大量的军队，也需要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饷军需。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说：“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为此，明政府继承金元漕运制度，即借助京杭运河从江南和中原等地将粮食运输到北京。王在晋在《通漕类编》一书中，曾把明代漕运方式变化称之为“五变”，即五个发展阶段，“一曰海运，二曰海陆兼运，三曰支运，四曰兑运，五曰改兑”。明代对于北运河的治理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北运河河道走向，奠定了今日北运河河道的基本水系格局，另外，在北运河堤防治理和河道泥沙疏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明代通惠河重新开通，通过建立系统的河道治理制度，其漕运功能一直延续到清末。

第五章“清代北运河治理和变迁”。本章对清代北运河治理和变迁进行了研究。清代是北运河治理成就较大，同时也是北运河河道变动较大的时期。清代漕运基本承袭明代漕运制度。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在规定天下每年漕粮总额仍依明朝旧制，运送北京的漕粮数额为金年400万石。其中，存贮于北京仓的漕粮为正兑米，原额330万石在贮于通州仓的漕粮为改兑米，原额70万石。清代漕运仍然实行军队编制，负责漕运的军队是绿营军，漕运军队官阶按照绿营兵制分为标、协、营、汛四级。明代漕运制度经历了支运、兑运、改兑等变化，最终以长运为主。明代运军驾船到兑粮州县码头停候，粮户交兑粮米，运军常常利用官府之势，强行额外勒索，致使粮户遭受损失。鉴于明代运军到州县直接收兑粮户漕粮之弊端，顺治九年，清政府取消运军至州县收兑漕粮制度，改为漕粮官收官兑制度。各州县设置仓廒，令粮户送粮人仓存储，待运军来收粮时，由地方政府负责交兑漕粮。清代漕粮运输沿袭明代兑运之法，在通漕州县，先征收漕粮人仓，然后派船兑运。对于不通舟楫的州县，纳粮州县须将粮米运至通漕水次，如山东武定州漕粮须运至德州水次缴纳，曹县、定陶、郓城、范县等州县不通舟楫，漕粮须运至张秋安平镇水次。

自道光年间起，由于黄河溃决，内河航运困难，各省征解的漕粮逐年递减。康熙、雍正年间对于北运河堤防治理采取了开挖减河疏泄洪水的办法，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夏季汛期北运河中段泛溢决口的问题。自乾隆朝以后，随着清王朝国势日衰，运河漕运也开始走向衰落。自清中叶开始，北运河河道也开始发生变动，如乾隆年间温榆河与潮白河汇合口因潮白河河道东摆而从北关迁移至杨坨村附近，嘉庆年张家湾段北运河河道东移沿温家沟河道南下，同治、光绪年间，潮白河多次向东决口，都表明了北运河河道变迁进入相对活跃期。清代北运河变动最明显的现象是潮白河开始向东摆动的趋势，同治以后潮白河多次决口进入箭杆河，清政府多次堵筑潮白河，竭力使之回归北运河故道，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潮白河决口趋势不可更改，终于在1939年脱离故道，夺箭杆河河道南下，结束了长期与温榆河合流的历史。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对运河漕运形成巨大打击。近代以来，铁路、公路的兴起对运河漕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替代漕运。由此可见，漕运衰落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有自然变迁的原因，天道变化与社会更替决定了漕运必然走向终结。

第六章“北运河治理和变迁的规律和特点”。本章对北运河河道治理和变迁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首先从时间上对于金元明清历代治河的手段和河道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明晰了不同历史时期运河治理和变迁的特点；其次，从空间上对于运河水源治理、河道疏浚、河道形态，以及不同河段的治理方式均进行了总结，明确了运河治理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和规律。

北运河漕运功能自金代潞水实行漕运开始，至清末北运河停止漕运为止，通漕时间长达750多年。运河水利工程治理是运河漕运能够得以持续进行的前提，也决定了漕运的形式和方法，因此对运河河道治理和变迁的探索无疑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运河文化内涵。从漕运时期北运河治理和河道变迁的历史情况来看，运河治理是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利用和改造的结果，运河漕运功能的发挥凝结了古人无穷的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和水利治理的哲学观念。今天京津地区的北运河已经失去了漕运功能，但是其所具有的遗产功能和文化功能却日益凸显。其中，运河水利文化中所蕴含的运河治理经验和智慧对于今天水利治理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值得深人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