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是多难的，伴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激化，各阶层都在想着自己的前途和这个国家的命运。革命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的大背景下，接连发动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前，已进行了十几次暴动起义，尽管失败，但是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革命者锐气鼎燃；另外一方面，立宪派阵营也在分化，1906 年，清政府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紧接着1908 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顽固派的大靠山倒台，政权落在年仅3 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的娃娃皇帝手上，其父载沣摄政。1911 年5 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辛亥革命前，摇晃的中国在风雨中缥缈，各方阵营都在角力的较量和弑杀之中。
皇族内阁上台后的第二天， 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政府又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人，这极其严重的伤害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最为激烈。清廷为解除危机，急忙从湖北地区的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武昌成为了清朝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四川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这个可以说意外的事件引发了一个迟早而来的起义。
武昌一直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的起事失败后、湖北的革命活动一直在积极进行中。张之洞在武昌训练的新军，是北洋新军之外最有力量的一支队。因为科举废止，一些小知识分子纷纷投军，以便寻找出路。所以新军中有一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士兵，在革命思想的宣传和影响下，武昌新军成为革命党活动的土壤。在革命团体文学史和共进会的策划和组织下，准备进行武装起义，9月，湖北新军一部调往四川。武汉革命党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行动将会造成四川和湖北的紧张局势。他们认识到，革命形势快要成熟了。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团体如何利用有利时机发动起义，决定成立由蒋翔武任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的起义领导机构于10月6日发动起义，并决定派人到香港、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人来武昌领导革命。
就在武昌起义按照计划准备的同时，湖北当局也对起义的风声有所知晓，决定收缴新军士兵的子弹，实行戒严，武昌起义如期计划实施的时间突然发生了变故；接着10月9日起义的参谋长孙武在汉口俄租借配制炮弹时，不慎引爆，被惊动的俄巡警缴获了起义准备的物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革命党人起义的计划被暴露，面对清朝湖广总督府的搜捕，起义必须提前，蒋翔武等人在商议行动时候被捕，起义失去了领导的核心力量，同盟会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未赶到，但时不待我，新军的革命党人决定起义，10月10日城内的工程八营在熊秉坤的带领下，奔向楚望台军械库，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武昌起义在诸多“意外”的巧合之下，阴差阳错的在计划之外的时间，在没有具体领导核心的指挥下爆发了，后来革命过程中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这样一个下级军官成为临时总指挥也就不意外了，而在攻打下总督署衙门后逼迫一个清军协同做革命军的总首领就再正常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