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中国人没几个是不想当官的。从唐朝灵澈在《东林寺酬韦丹刺史》上写的“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明朝李贽在《焚书·又与焦弱侯》上说的“名为山人，心同商贾；口谈道德，心存高官”，到清朝胡式钍在《语窦》上记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便可见一斑。
中国人的官瘾确实特别深。再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贴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新唐书·文艺传》中记载，一次，任吏部郎中的张涚邀请孟浩然在集贤殿赋诗唱和，忽报玄宗皇帝驾到。孟浩然急忙藏于床下，张涚不敢隐瞒，如实奏报。唐玄宗说，我久听别人提到他，但未见过他。唐玄宗让孟浩然来见，并向他索诗。孟浩然遂将其中写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岁暮归南山》这首诗呈上。唐玄宗认为，此诗表面上是自责，实则言其怀才不遇，极为不快，说：“卿不求仕进，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当即下诏“放归南山，终生不仕”。与孟浩然一样，官瘾特别深的文人还有胡适、郭沫若等，当然，比孟浩然走运的是，后两者都当上了官。可见，在中国想当官的，连一向在人们心目中以清高形象出现的文人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人的官瘾为何特别深呢？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实用品格所造成的。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和“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人，不可能不注重实用性；不可能不看重实惠；不可能不势利。而当官有利可图，手中握有人事权、财物权，掌控着行政资源，且官越大，权力越大，掌控的行政资源越多，当然也就更能满足为官者的权欲和物欲。所以，中国人官瘾的根深蒂固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僧多粥少，官场上自然避免不了明争暗斗。争斗得来的权力却又缺乏更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加之中国人多没有宗教信仰，不存敬畏之心，官场生态出现腐败的现象，那就是必然的了。
有没有不想为官的人呢？当然有，如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茶经》的茶仙陆羽，曾被授予“太子文学”的官职，又奉召担任太常寺太祝，但他宁可违抗圣旨出逃，也不赴任，甘当“处士”（有能力、有资格、有机会当官，但不就的人）。还有以执着求真的精神，躬行实践，求真务实，勤奋刻苦，最终取得真经，归国后“心在译场，志在山林”的玄奘，两次谢绝唐太宗李世民请他还俗，辅佐朝政的邀请，专心于佛经的研究和翻译，最终成为一代高僧。陆羽和玄奘毕竟是智者。不过，也唯有智者，才能读懂“有书真富贵，无官一身轻”这句俗话的真正内涵。
财迷心窍志必小，官迷心窍品难高。还是蔡元培说得好：“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