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本来前一年就去学校的，一来学校嫌我还小了点，二来家里有一个半岁的小弟弟要我带，就去了一下学校，马上又回家了。天天带娃，湾里的人说我是大青蛙衔个小青蛙。第二年去上小学(1977年)，我们湾里一同去的有十几个，我、顺兰、先美、彩容，是走得比较近的几个，因为住得近，都是隔壁几家。我跟先美比她们聪明一些，我们俩个又走得近一点。我们家住在老高台子上，这个老的高台子上就住了两家，我们一家，当老师的吴阿才一家。我们家前面是我婆婆家的房子，我们是那种很大的房子，我们一家住西边半边，堂哥他们住东边半边。吴阿才那边屋前面没有住人，是一个斜坡的空地，也没种农作物，长满了杂草。
一年级学a O e，10以内的加减法，就是老师带孩子玩的那种，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顺兰她们家住我们左前方的低台子上，她们家后面是一片树林子，有杨树柳树榆木树。顺兰的家庭作业不会做，就从左边爬台坡子上来我们家照抄我的作业。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端了满满一碗饭菜上我们家来吃。不知道她家里怎么就有钱，老是买干子、豆腐、牙菜这些吃，我们就只是自己菜田里种的青菜萝卜。我妈妈有时候也会从她碗里夹点菜到我碗里，反正她抄我的作业，她也知道知恩图报。因为在学校我总是得表扬她总是挨批评，大家众所周知，我妈妈就有时候逗她:在学校老师喜不喜欢你呀？她就会说:哎呀，在学校老师怕我，我也怕老师。这句话后来成了经典，老是被传唱。一年级是蒋老师的班主任。
上二年级时我就有点聪明了，露头了。当副班长，热天睡午觉我经常是值日生，跟正班长杨新顺俩个一人拿一根长木条，对不好好睡觉的同学就可以拿鞭子抽一下。有一次值日，我哥哥买的桃子给我吃，我还分一个给杨新顺吃，当时觉得他可以充当我哥哥的妹夫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我哥哥怎么那么能，他就能搞到钱买吃的，他后来就为这个买的吃、赊账吃，不知挨了我父母的多少打骂，我却从来都没有偷偷的买过，一直都没有学会。学乘法口决时，老师第一个喊我去黑板上默写，那不在话下。二年级是义老师的班主任，义老师跟我妈妈说:她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槛。在二年级时加入了共青团。
三年级时班主任是李明霞，她还有一个名字是李谷兰，她是吴阿才的女朋友。读三年级时，顺兰已经跟不上队伍了，留级了。我和先美两个共进退，一时我们又好得很，亲热得很，一时又闹了意见，谁也不理谁。上三年级时很多时候是背了课文就回去，最后一堂课，在老师那里背了就走。这样我跟先美俩个老是背得最快的，我们就先后出了教室，一溜烟回去，吵了架就各走各的。从学校到我们湾地有一里多路，我们就像俩个小大人一样，默不作声的一前一后快快走回去。有的同学就是背到放学都背不会。班里的女同学知道我们俩个吵架了，她们就会故意的推推搡搡把我们推到一起。三年级时明老师是非常喜欢我的，后来她也一直还很喜欢我。
四年级时班主任是吴阿才。这个时候我们家那个大房子是住两家人的，堂哥家里有5个儿子，都成人了，哪里住得下，这就得分家，我们家搬出去另做新屋。这就要大队部划屋台子。划来划去把吴阿才屋前面那个长满杂草的坡地划给我们了。伐树，填台子，用大石滚夯实地基，然后就三天时间，用红砖砌的房子就成功了。然后，吵架就出来了。
我妈妈是嫁到舅舅湾地的，彩容就是我舅爹的孙女，我们两家中间才隔三家。彩容的父亲是大队副书记，名字叫邵振银。邵振银的大妹子嫁给吴阿才的哥哥，吴阿才的哥哥应该是当过兵，在沙巿工作，他哥和他嫂子没在湾地待过。
那段时间，吵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吴阿才把我父亲打了，用锹把手把我父亲腰部打伤了，还有内出血。毕竟他年轻很多，立即送到汪场卫生院住院。那时的先后顺序我就不记得了，反正四年级班主任吴阿才就把我从正中间的座位调到后面倒数第二排，美其名曰“你是副班长，你到后面管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我搬上我的凳子坐在教室里的过道上，下堂课开始了，信老师劝我:去后面坐吧。我记得我还是听话的，去坐在了最后第二排，调皮捣蛋鬼的中间。家里父亲出院了，100多块的医药费肯定也要吴阿才分摊的啊。可是吴阿才很会阿谀奉承的，我舅爹他们是住在湾地头上第一家的，吴阿才经常买一大半块锅盔了给舅爹家里人吃，整个锅盔是有一个脸盆那么大的，他把他们家的人收买活络了，以至于我妈妈的亲表哥，副书记邵振银，对赖场管理区发下来的纠纷处理意见(三七分医药费，他七我们三)，都不执行，拖到我读五年级，还是大队部杨主任说，上面都有意见下来，副书记不签，我来签，看他能把我怎样，这样我们的医药费才算拿回来。再说课堂那里，吴阿才从来不跟我改作业，他是数学老师，我的作业怎么交上去就怎么发下来，从来不动一下，不会有勾勾叉叉。反正我知道我做得全对，不需要他确认。我只要把书上的例题一看，我就会做那些题目了，根本不需要讲解。这期间我从大人那里听到，有人说他，包括他的女朋友明老师，他们说:你跟大人有意见，怎么能这样对待他的伢呢。可是一直没有改变，可是我的成绩一直很好。
读五年级时班主任是崔玉堂，吴阿才的大连襟(明老师的大姐嫁给了崔玉堂)，也是别台小学的校长。吴阿才继续是数学老师，作业照样是怎么交上去怎么发下来，老师是不会用红笔勾一下的。那时还有补课的，晚上我们从家里端个煤油灯去，补个把小时再回家。星期天就分别到语文老师崔玉堂家补和到吴阿才家补，到崔玉堂家补，别人(湾地人)就说崔玉堂懒得要死，家里的庄稼活都出来了，农忙，他不想帮老婆做点事就假意跟小伢们补课。到吴阿才家补课(那时候明老师已经嫁给他了，明老师没教我了，教别的班)，那是我最最难堪的事，出后门爬台坡子上他家，不过，从没在他家屋内补习过，都是在房子外面搭的一个棚那里，我们一共有五六个补课的。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全蒋场区，我记很清楚(就像我毫不怀疑，就是我现在回家里去，一定都还能翻到我读小学时那个有红色五角星的小书包)，我们端着煤油灯去学校补课回来，我还坐在堂屋地，在煤油灯下背历史、常识、政治。第二天要去比赛闷，记得是到新沟小学去考的，有五门功课:数学、语文、历史、常识、政治。我考得很好，全蒋场区奖品有12只钢笔，我一个人就得了5只。在奖品发到学校后的第二天早上，在操场上早操过后，崔校长就开大会表扬我，并说明总共12只钢笔，我就得了5只。就有同学窃窃私语:她肯定有两个脑髓，就是比别人聪明。哈哈后来的小升初，记得一道数学题上涉及到分数，三分之二，超出了所学范围，我把它换算成零点陆，做出来了，也被老师们呲牙:她真厉害！最后我们班就我一个考上了汪场重点初中。我想我没有被他整死，总要露头的……后来卫校毕业后在汪场卫生院上班，吴阿才被学生打了，在我们医院住院。我去接夜班，他跟我说:我这样是不很丑？我没有接他的话，我说:我应该学你，借机会弄一点药把你毒死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