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英] 汤姆·斯丹迪奇 著 林华 译
文/谷朋
我们对社交媒体真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享受着它满足我们表达自我的畅快感，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又对它的功能与效果忧心忡忡：
社交媒体浪费时间，使我们不能专注于有益的工作。
社交媒体的新形式导致了公共讨论的琐碎和粗鄙。
社交媒体只是一阵时髦，很快会成为明日黄花。
关于社交媒体，《经济学人》杂志数字编辑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在他的《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一书中给出了他的看法。
在斯丹迪奇看来，我们对社交媒体的这种忧虑是多余的。
社交媒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人类天生就喜欢分享。他认为，社交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 。
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宗教改革、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再到墙上的涂鸦、民间流传的诗歌手稿、咖啡馆里的分享和讨论......这些都携带着社交媒体的基因。
可以说，斯丹迪奇的《社交媒体2000年》不只是一部媒介发展的“编年史”，它用独特的视角去关照历史，对照当下，追溯过去两千年社交媒体的兴起、衰落和重生，为我们看待西方媒体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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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靠莎草纸卷和信使传递信息，今天的几亿人利用脸书、推特、博客和其他的互联网工具。所用的技术虽然不一样，但这两种相隔两千年的社交媒体在基础结构和发展态势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两者都是双向的交谈环境，信息沿社交关系网从一个人横向传给另一个人，而不是由一个非人的中心来源纵向传播。
罗马人的命运经常和边陲地区的贸易或战争息息相关，身处边远地区的人需要了解首都权力斗争的最新态势。对罗马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书信既是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与其他成员确定并维持关系的方法。抄写人和信使则多数是奴隶，他们被看作是是罗马时期的“宽带”。
口授和互送书信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使用的却是一种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媒体：涂鸦。罗马的大小城镇墙上写满了消息，包括广告、政治口号，各种个人信息，这像极了今天我们在自己的网络空间里的发表的“状态”或者“说说”。
都铎时期存留下来的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内容庞杂。人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摘记簿或诗文杂集借给朋友，朋友翻阅了内容后又会把感兴趣的东西抄在自己的书里。这与现代的你整天在朋友圈分享的文章，还有你狡尽脑汁写下的转发评论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
斯丹迪奇提醒我们，历史上的社交网络其实跟现代社会的社交媒体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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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抱怨咖啡馆让人变得愚蠢、使人分心一样，有人认为，我们本应做正事，却把时间浪费在在咖啡馆和朋友谈论无谓的小事上。这和今天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如出一辙。
斯丹迪奇则认为，咖啡馆的出现远远利大于弊，它代表着合作与创新。咖啡馆的讨论和创新精神不仅限于科学问题，还延伸到商业和金融领域。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牛顿的《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是在咖啡馆中诞生的。
社交媒体也并没有让公众更加愚蠢。斯丹迪奇在书中写道：
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它们都是共享的社交平台，使思想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沿着社会关系网一波波传送，而不是非得挤过广播媒体那严格把关的瓶颈。
这一点在公众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微博和其他互联网论坛也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政治讨论的容忍，使民众有机会利用这个新手段发表他们的关注，也使政府得以监测舆情，正视渎职和腐败情况。
可以说，互联网使社交媒体得以重生，并推动公共讨论走向一个新的模式。这也是斯丹迪奇为什么会说报纸、广播和电视是社交媒体的反面的原因，大众媒体的兴起就意味着集中化的开始。
斯丹迪奇还认为，不管将来社交媒体采取何种形式，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交媒体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