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
孔子说：“如果找不到奉行中庸的人在一起，那就找狂士和洁者一起吧？狂士积极进取，洁者有所不为。”
钱穆先生认为如果找不到中庸之道者，就找次一级的“狂者”，如再不可得，就找再次一级的狷者。狂者和狷者都难能可贵，但是都不具备孔子时时刻刻保持中庸之道。而中道并不是狂与狷的中间状态。
李泽厚先生看出孔子的内心的张扬作风，并非以前认为的谨小慎微的那种腐儒。并联想到中国当代实际，有时候积极进取不可行的时候，就要退而求其次有所不为，以坚守底线。
稻盛和夫先生也认为符合中庸之道的全才是很少的，因此积极进取是企业非常看中且又能获得的。此处的积极进取尤其是指创新精神和敢于创新直面困难的勇气——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在京瓷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承接IBM的订单就可以看出这一品质。可见稻盛和夫表现出的正是这种“狂”。
我以为：稻盛和夫先生的勇猛精进是弥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力不足的关键。从京瓷公司的成长历程可见一斑。
子曰：“君子不器。”（《为政》）
孔子说：“君子不是某一种器物（仅供某一特定的功能使用）。”
钱穆先生从三个层面解释这句话，第一从才能角度，君子不是某一偏才，而是通才；第二从领导的角度，能够通瞻全局，领导群伦的leader，尤以不器之君子为贵；第三，应有“一如人类生命活的存在”作为指导，超越事务性的一般知识，方能使人不沦为工具。
李泽厚先生首先从哲学角度阐释这句话，即人不应到作为工具存在，而是应使自己的个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这才是“活”。接着，从中国历史士大夫阶层的定位作用谈起，认为士大夫虽然从事具体的工作，但是普遍心怀天下，维系着社会体系，体现出“不器”的超越性。最后感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兴起，社会要求是“君子必器”，必须要在某一具体领域有所成就，这就使得“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兴起成为必然了。其中李先生似乎颇为无奈。
稻盛和夫先生没有展开哲学层面的探讨，而从钱穆先生类似的角度出发，认为优秀的人才要有统揽全局的眼光，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要有从多个角度观察问题的思维视角。
我不禁感慨李泽厚先生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社会的洞察颇为深刻而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