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产下的男婴三天后死亡，从女友白朗家回重庆时，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历史上，优秀的女作家，往往是命途多舛、饱尝困顿的。似乎是脱轨的生活激荡出脱轨的斗志与惊艳的笔触。

可同为女性，现在读她们的经历，日渐生出一分触目惊心，两分检省和三分悲悯。

难道真的要和自身苦难的经历搏斗，共处，以身以血来祭奠自己的笔墨才能写出杜鹃啼血的文字吗？一个人非得这样痛苦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才作数吗？

可现实似乎确实如此，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似乎从古至今都能唤醒人们情感的蓬勃，若一个女作家的悲苦人生足以作传，那么就是锦上添花的又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局的艰辛和动荡令当年的很多文字现在读来都有种荡气回肠的苦涩，蔓延开来，不绝于胸口。

民国女作家苏青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还有就是普遍经历的伤筋动骨的饿，萧红写得最见血：“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在物力维艰，人心叵测，家国变迁的洪流中，人中龙凤也不过是枉然的微尘。

生性敏感、纤弱而神经质的爱好文学的女性，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节里，肚子是空的，心胸却是满满当当的。有时贫瘠苍白的现状，反而会无限放大内心的希冀和索求。无声环境里，自己一点小而微弱的声音总是容易被放大的。

那时的她们，是必须寻求在精神上可以为之奋斗的丰碑的。她们做“逃走的娜拉”，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做时代的叛逃家，做爱情的殉道者，她们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人，可唯独不能的，是什么都不做。

萧红的爱情观，正是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被确立起来的。

为了叛逃呼兰的严酷老家，跟随汪恩甲流落哈尔滨。

若是对那时的她绘出一张清简的人物小像，便是一个长发及肩的女子（理发太贵），发质枯黄而无光泽，小心地捧起一只面包或是一片饼干，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吃着，连掉下的碎屑都会被一点不落地处理干净......

萧红本人怎会不觉得苦、酸、腹痛和困厄？

可令人费解的是现世的围观者们好似总觉得那样的狼狈和落魄有种非比寻常的沉堕之美，无数导演和作家们把这一幕描述得极美极萧瑟，像是落日的一丝余晖，越美越杀人。

人之生存已然艰难至此，且一步步都是自退自导，无法以退为进，因为无路可退，一路向前，又因自我的固执、偏激而自毁。

关键点的节点上缺乏理性的智慧，女性自身的软弱与回避又在她身上被放大，可怜可叹。

对抗空着的肚子就像对抗时间的虚空一样，乍一听后者颇为抽象，可细心一想，二者莫不是有着巨大关联。白日的漫长拉长了对饥饿的感受，双重的碾压下，让一个文人活下去的力量是多元的，本能的求生欲外，还有不然心怀悲苦，无以为继。

萧红有办法：萧军来了，肚子就不那么空了。

“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饥馑和慌乱中，她在爱着，她写小诗《春曲》，情到浓处枕边开花：

“只有爱的踌躇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这小诗，现在读来觉得小女子的柔情快要溢出纸面似的，光是看看，就觉得心花怒放，像是满园的疏花闭月，嫩菊堆金，哪儿有一点饥寒交迫的样子。

她在一刻不停地追寻着心中的光热。爱情是她的信仰，让她在漫长的岁月中有须臾的宁静安详。在爱中甜美的她有诗的绚丽，在爱中痛苦的她有小说的流传，在病痛中纠结的她有文字的高产和醇厚。

莫非真是苦难成就了她。

亦是悲哀的。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然而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在感情上给予了萧红无限的伤痛。他面对玫瑰花般的娇颜，总是难以自持地伸出双手去抚摸，像是抚摸一卷精致的绢布，这绢布有毒，毒液滴滴落在萧红心上，长成大片的罂粟花。

她说：“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情感上的不排他，已可以给爱侣最沉重的蒙声一棍，而脾气暴躁的萧军，有时甚至拳脚相向。

萧红在《苦怀》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那时的萧红内心苦闷，无处排遣，常去鲁迅家的院落闲坐，一坐便是一天，填充白日，休憩心灵。

她太需要爱和家了。

她童年时的家是祖父，呼兰河构成了她精神的原乡，青年时期叛逃家庭，她的家就是她的爱人。

她渴望安稳，却在原本注定安稳的路途上放弃安稳，她追求自由，却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由，任由自己陷入险境。若说在东兴顺旅馆身体上的禁锢是被迫的，可委屈求全成为别人的情人，女佣，饮下一杯杯情的毒酒，却是精神上自愿地受降。

弃婚，弃子，而后被伤、被弃。不甘、不甘。

萧红远在日本时萧军出轨，恋上好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请求萧红回国终止这段“道义上无结合的可能”和“无结果的”恋爱。故事发展到这一步，这个男人的自私、无理和软弱暴露无遗。如此幼稚的行为伤害着每一个当事人，想来作为他伴侣的萧红，必得有相当的强大才能一一化解开来。

感情上的是非纠葛，就像身体内一个又一个软而肿胀的包块，须得由时间的劲道来逐一揉搓，让淤血化开，方才能治愈。

后人形容《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查理斯是在追寻自己一生的厄运。如果说查理斯是站在人性的高点，在对自己灵魂经历一番摧心折骨地逡巡之后，自我选择地这条放逐之路，那么萧红的困厄人生似乎并非是她的本意。

从她旺盛的求生愿望中就可以略见一二：

“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

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作者：王鹤）

她之困厄，是一种非自主地选择，命运的翻云覆雨手总是以一种强大到令人啧啧称奇的力量在摆弄她，像摆弄任意一个洪流中的小儿女一样。

萧红的往事让如今的我们看来，颇为震撼，也颇具教育意义。

诚然，时代造就了时代的错误。

可萧红，她是自主选择了一种令人尴尬的生长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人要想活下来，安宁地活下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激荡，若能历尽劫波，安宁且健全地渡过，实属不易。

萧红的波折人生成为一段传奇，她以血泪奠定了其瑰丽的文笔。脱轨者拥有了常规之外的人生故事。

可结局也难以免俗，无非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这样的交换不知是否值得，又或许根本无需探讨到值不值得这个命题，因为她们早已是被选中的人。

萧红的文字清新隽永，浑然天成，毫无匠气，通篇只有童心，却是历经沧桑的童心，因而更饱满而富于张力。

如下：

“呼兰河这座小城，住着我的祖父。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六岁的时候，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后面有座花园，一到春天，红的红，黄的黄，

花儿开了，像刚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黄瓜要开几朵花就开几朵花，要是不愿意，

就一朵花也不开，一个果子也不结，也没有人去问它。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偏偏这后花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

秋雨过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

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是这样的了，

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了自然的结果......”

人生的哲学，被她孩子似的纯真的笔触发了。

又因着这份纯真，愈显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