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学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深刻阐释。然而，若我们溯流而上，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早已封装在一封写于200多年前、由蒸汽机改良者詹姆斯·瓦特寄往家中的信笺里。
瓦特的信：两个关键信息
瓦特在信中写道，他获得了国会授予的蒸汽机专利权，并期盼此专利能在未来二十五年带来巨大利益。这轻描淡写的两行字，却透露出颠覆世界格局的两重信息：
第一，他深信知识能转化为市场回报；
第二，他更笃信，这份由创新带来的财富，将受到法律的庇护，而非成为权贵觊觎的猎物。
这种信念，在当时的欧洲，正由一种被称为"培根计划"的文化变革所滋养——即社会精英开始普遍相信，通过理解自然规律来改造世界、增进人类福祉是可能且光荣的。这便是莫基尔所强调的"增长的文化"，一种对"有用知识"的崇尚和"思想共和国"的开放交流。
历史的假设：如果瓦特在大清
然而，历史的戏剧性在于，与瓦特同时代的东方，乾隆皇帝正沉醉于"十全武功"的荣光。假设瓦特生于彼时的中国，他的命运轨迹或许将截然不同。
首先，在一个拥有近乎无限人力资源的帝国里，节省人力的技术革新并非迫切需求，甚至可能因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而被视为统治的潜在威胁。其次，即便皇权一时兴起授予了某种"专营权"，这种恩赐也缺乏制度的稳定性。王公贵族的贪欲、地方官吏的盘剥，随时可能让瓦特的心血付诸东流。
没有"王在法下"的传统，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基石，创新者的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诺奖的启示：制度决定命运
这正是2025年诺奖得主们所揭示的制度与经济关系的核心：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其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包容性"的，还是"汲取性"的。
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鼓励竞争、欢迎"创造性破坏"——即阿吉翁与豪伊特模型中所描述的，新创新不断淘汰旧技术的动态过程，它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而汲取性制度则旨在维护少数精英的利益，通过垄断和压制来汲取社会资源，它们恐惧"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权力结构挑战，因而会本能地抑制创新的涌现。
大清帝国，便是汲取性制度的典型。而瓦特所在的英国，自《权利法案》后，正逐步走向包容性制度。这并非简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反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与上限。
更深层的追问
如果我们追问得更深一步：制度本身又从何而来？是文化、地理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偶然？2024年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指出，制度的形成常带有"制度漂移"的偶然性，例如面对黑死病或大西洋贸易机遇时，不同地区精英的不同选择，将社会引向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而莫基尔则更强调文化土壤的缓慢培育，即一个社会对待知识、开放与批判的态度。
真相或许正在这些层叠的论述之中。它提醒我们，经济的腾飞并非仅靠资本与劳力的堆砌，更依赖于那片能让创新的种子安心发芽、并能经受住"创造性破坏"风雨的制度与文化土壤。瓦特的财务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它是一个系统良性运转的结果。这个系统奖励创新，保护产权，并敢于让旧事物在历史的洪流中谢幕。
探寻国家富强的根源，是经济学永恒的母题。那些获奖的著作与理论，或许因其结论的尖锐而在某些地方被谨慎对待，但直面真相，永远是理解世界、塑造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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