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母亲总是长久的睡觉，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父亲总是说，让你妈多睡会，睡着就不吐了。

        我们却是隔会去房间瞧瞧，怕母亲醒了没人知道，喊我们听不见。嫂子更是叮嘱我们勤看着，她是怕母亲一睡不起，我们却总是坚决的不承认，单纯地从感情上拒绝母亲生命已经走到了濒临边缘的这一步。

        现在，我总是不由得想：母亲临走前，到底是否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这只能成为一个永久的谜了。鉴于母亲病情的期限以及糟糕的预期，我们一直不愿母亲住进肿瘤病院，也是怕母亲了然了自己的病情，从而影响情绪继而加重病情。

        最后一段时间，母亲的饭量极小，只能喝一点流食，我们便把营养粉、蛋白质、进口氨基酸，调换着给她喝，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母亲的体力。我们吃饭时，总是尽量避开母亲，一是怕她闻着食物味道恶心，再就是怕她看着我们吃饭，渴望自己投身其中扮演某个角色却无能为力而沮丧！

        在运城中心医院，医生的建议是保守治疗，经过几次的住院，医生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母亲的积极主动的治疗，他们是反对手术的，而我们也不支持手术，因为听到过太多手术后加速癌细胞扩散的病例，像所有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病人家属一样，我们朴素的希望癌症后期的母亲能活得更长一些，但我们更希望她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肉体少一些痛苦，对一个濒临逝去的生命来说，安详、轻松、平静的度过每一刻比什么都有价值，也更为重要。

        母亲是极其骄傲的，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她出行只能靠轮椅，但是除了必要的出行，她又绝对不愿意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大众眼中，我们要推着她坐轮椅去公园晒太阳，她绝对不允许，总是说丢人。母亲也不愿意戴“尿不湿”，只有在大小便失禁的那两天，她怕把床单弄脏给我们添麻烦使用过两次，其余时间，即使去西安看病的路上，她也不愿意戴，因此我们只能在服务区多停留几次，让母亲方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母亲也坚持不用，仿佛尿不湿就意味着自理能力的完全丧失，以及将要靠儿女的侍奉度过余生，这是母亲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母亲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的身体情形已大不如前，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而我们对新的问题又都是束手无策，有时我总在想，如果母亲不做内部支架手术，会不会活得更长久一点，因为任何检查都要消耗体力，而且不可避免地接受大量射线，母亲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承受任何的损失，每一次检查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母亲原本还算不错的体质。

        但是在运城中心医院出院的时候，母亲决然地对弟弟说：“你们带我去西安做手术，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不埋怨你们”，我无法想象，如果是我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当我们只是旁观者的时候，任何假设都不成立，最后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着她一起面对痛苦，一个健康人是不可能与一个病人同病相怜的，哪怕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母子或母女。

        3月27日，母亲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冠心病发作，在医生并不积极（我们的感觉）的抢救下，母亲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长久的伤痛。如今，我再也触摸不到母亲，眼前却常常晃动着她的身影，在梦中或者在阳光下，当至亲的人离开了你，可怕的不是她肉体的消失，而是她一直在那儿——在你心里，但你再也不能感受她的感受，再也不能听到她的声音，再也不能分享她的幸福与不幸、快乐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