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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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先生继续对鲁阳文君说：“各诸侯国攻打其它的邻国，杀害邻国的人民，掠取邻国的牛马、粮食、货财等等，而且还把这些事书写在竹帛上，镂刻在金石上，铭刻在钟鼎上，用来传给自己的后世子孙，言之凿凿自豪地宣称说：‘没有人能够比我的战果多啊！’若是现在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效仿去攻打他的邻居家，杀害邻居家的人口，掠取邻家的狗猪、食粮、衣服、被子等等，回去也书写在竹帛上，铭刻在席子食器上，留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世子孙，自豪地说：‘再也没有人比我的成果多了啊！’这样的做法难道是可以的吗？”鲁阳文君赞同说的是：“先生您说的是对的，现在我用您的话去观察斟酌，那么天下很多人所谓的可行的事，不由得就是对的了呢。”
其实这段对话还是承接上文，墨子先生言辞犀利直言不讳地戳穿了强权逻辑的双标本质。所谓的强权政治，就是大国在掠夺邻国后往往把暴行刻成“光辉战功”传世，而且为了彪炳千秋会粉饰太平夸大其词。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接下来墨子先生说到了普通人，若是有抢劫邻居更不用说涉及社会财物了，就一定会被视为是犯罪的加以惩罚处置，其实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恃强凌弱。
这些就提醒了我们，理论上说任何暴力掠夺的正当性，一定都不是来自规模大小或身份高低，而是在于行为本身的正义性。后来鲁阳文君的醒悟，比如说的是“天下认可的未必正确”，那就更揭示出一个永恒命题了。那就是——社会主流认可的“合理”行为，往往需要跳出时代滤镜的限制，进行理性的道德重审才行。这样说来，身处急功近利的氛围里，与深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环境中，相差何止是双倍效果，您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