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

一、命运的转变

1944年，清西县东北部大旱。

从立秋那天开始，整整三个月天上没有丢下一滴雨星。那时也没有气象资料，这是百年一遇，还是千年一遇，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葛八村那位经历过光绪、宣统和民国三朝的最爱说古的老太爷讲自记事起整整四个月时间天上竟没丢下一滴雨水的大旱从来没有过。这方圆三五十里一大片，除了靠一条废黄河决堤时形成小潭的一些人家挖井浇上几亩土地有点小收成外，大多人家秋季都是颗粒无收。在十里八乡转转，大多数人家早已关门上锁，拖着木棍，挎着篮子去三河南讨饭了。到了农历九月，住在葛八村东首的于家也坚持不住了，因为这个小康之家也没有粮食了。主事的于老爹一面安排老婆带着儿媳投奔嫁在洪泽湖边上的妹妹家，一面带着其他的男子也加入了外出做工讨生活的行列之中。

于老爹的儿媳，已经怀着几个月的身孕，生活在出门的姑姑家还是很不方便的。但是由于姑姑生了几个儿子，让这三代单传的家庭香火旺盛起来，所以在家里挺有地位的，这使得有身孕的娘家侄儿媳每日有鱼虾，身体养的很不错。到了身孕八个多月时，不能在姑姑家住了，因为这儿的风俗是留死不留生，丈夫再宠着也不行啊，所以婆婆只好带着儿媳回到家里。就在年前二十多天，生下了一个男孩，眼睛大大的，挺逗人的。添丁本是农家最高兴的事，但是，当孩子的父亲于游水回家过年时想到自己这几个月在外地吃了这么多的苦，望着坛子里不多的带回家过年的粮食时，叹了一口气，说道：“叹，命苦啊，生不逢时呀！”然后，这位读过几年私塾的，胸中有点笔墨的人想了一想说，“今年秋天粮食收成一点也没有，就叫于歉吧！”

时运就像一只精灵，总是会在河东河西乱窜。

农历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万的雄师，横扫了国民党的80万部队，赶跑了国民党的政府，在整个苏皖大地扎下了根，建立了政权。不久便开始发动穷人斗地主，分田地。于家几年前就变穷了，便成为了土改工作队的串联户，成了村上的闹土改、斗地主时的依靠对象。三十多岁的于游水以前上过私塾，能识文断字，算是村里的文化人，又是闯过江湖，见过世面头脑灵活，平常村里哪家遇红白喜事了，都是请他去写写画画，做个支客，出个主意的，掰着手指数也是他们那个村最识世的人。他看准了形势，积极参加工作队召集的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在与地主斗争时，很多人碍于情面，不愿出头，但是于游水却敢冲在前面。虽说地主是他刚出五服的堂叔，但批斗大会那天，他主动上台把地主的头按下，高呼打倒地主的口号，高潮时他还上去踢地主两脚。土改工作队正亟需在当地找一个敢出头能做事的人，几次开会便让于游水进入了工作队长的视野。这时工作队长又送一些书籍给他看，让他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人类发展史，这样他说话更有水平了。就在工作队撤离前发展他入了党，指导组建村政权时又推荐他做了村干部。土改使于家确实翻了身，前几年因为贫困卖出的土地分回了一多半，而且成为了村上人人见他都敬三分的人。

五二年，翻身户的子女于歉也已快八岁了，村里这时在祠堂里办起了初级小学。村干部的父亲兴高采烈地把他领到学校报了名。这样，于歉便背起了妈妈自己用一块旧布缝成的小书包，成了为村里小学的第一批学生，他的同学中大多数也都是翻身户的子女。于歉脑筋挺灵活的，成绩虽说不是很好，但也还说得过去。

于歉的小学生活是快乐的。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活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活动。如动员农民入社啊，打麻雀啊，批判右派啊，宣传三面红旗啊等等。于歉的天性就爱活动，能说能讲，加上又好说好讲，同时父亲还是村里的干部，因此学校里的各项活动，于歉总是带头参与。他的嗓音好，声调高，区里乡里每次开学生大会的发言总是离不了他。

少年时代的于歉对文艺演出有着浓厚了兴趣。他们村里邻庄上有位老头，以前是城里一家戏班子里挑大梁的。想当年，他们这个剧团唱红了淮海大地，那时他们上府下县，每年都要演出二百多场。可是后来因为动乱，再加上老板与国民党官员有不清不白的关系，戏班子解散，他便回到村里。村里组织了宣传演出后，他成了业务指导。十来岁的于歉放学后很喜欢到这里看热闹，有时跟人家后面唱一唱，模仿演员们走路的姿势转那么一排。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和清晰饱满自然的音质使老头感到于歉有演唱的天赋，是可以培养的好苗子，于是在闲暇时便有意识地对于歉进行形体训练和声乐训练，让他站有站像，走有走姿，锻炼于歉的听力，熟悉不同音高所带来的听觉感受，使唱腔与乐器发音相符。在老头的热心指导下，于歉成为了乡村演出队的忠诚票友，春节期间区乡组织各类演出都会成为热心的小客串，他每次出场总能赢得很多的掌声。那时，区里经常要进行文艺演出，宣传合作化呀，统购统销呀等各项政策，于歉也便经常参加演出，也成为全区有名的小演员。

转眼之间，一九五七年来了，于歉也上了初中。

一是进入初中后学习压力增大了不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学习成绩在班级名次不高，这些都影响了他的积极性；二是进入初三以后，生活进入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着肚子，有时一天只能喝上两碗稀饭，这对于长身体的他来说，是很难受的，使得他也没有劲头去参加社会活动；三是他心仪一位叫张芹的女同学，没有看上他，这位女同学家住在离他家大概十来华里远的地方，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成绩也比他要好不少，所以心情也很长时间不太好。

对于鱼歉来说，初中的最后一年是最难捱的，说是难捱，首先还是整天挨饿。人们常说的饿的前胸贴肚皮，饿得两眼直闪着金星，这都是他每天的正常现象。他那爱唱歌的嗓子，竟然一年中没有传出过一声音符。其次是学习成绩，虽说班上有几个成绩好些的同学因实在困难退读了，但是他的成绩排名还是在后十来名，这使得爱出人头地的他着实很难堪。

到了1960年，这年夏天，鱼歉初中毕业了，对于他的人生来说，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报考什么学校？

如果报考高中，去年的大学招生数比高中毕业生数还多，录取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一十还多，按此势头，只要上了高中，大学的门就已经为你敞开。但问题是高中并不好考，全县四所完中只招五个班级，不过也有好的消息是，前年县里办起了师范，每年招收两个班级，吃饭不要钱，花销国家给，毕业包分配，还有成绩也不要像高中录取那样高。所以思来想去，鱼歉觉得他还是报考县师范较为稳妥。

在填表时，鱼歉也注意到，张芹报考的是县中高中。

七月份，鱼歉就接到了师范的录取通知。其实这并无悬念，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因为生活困难都退学或休学了，所以这年的报考率很低。

1960年的秋天，鱼歉进入了县里的师范学校，进去后，感觉这个志愿选对了。

所谓志愿选对了，首先就是饿了近两年的肚子，现在充实了许多。虽然每天仍然吃的不够饱，虽然每天吃的仍然大多是些山芋玉米等杂粮，但是比在初中阶段好多啦！总算能将肚子填个半分饱吧！而且不要自己出一分钱，不要从家里拿一根粮！

还有，师范里经常搞文娱活动，使他得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进了师范门，便成国家人，县里组织的各项活动，师范里面的学生不但要参与，而且还要成了活动的主力军。作为既能唱出高音又能唱出低音的师范男一号，各次文娱会演必打头炮！成为了县里业余文娱活动中的第一号当红票友。

最使他难忘的是，1961年底，县里举行文艺会演，那天，地区分管文化的副专员、文化局长、县委书记、县长等人都来了，剧团演出的是张家口市京剧团创作的京剧《八一风暴》，由于剧团缺少男主角，便从师范借来了鱼歉演党代表方大来。当他演唱的《狂澜欲倒同心挽》，字正腔圆、劲健婉转、嗓音激昂、宽亮高亢，把观众带入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在座的所有人为之一惊，不禁为之鼓掌。连地区文化局那位对京剧颇有研究，要求也颇为严格的分管副局长也竟击节称赞。同时这次剧团演出的题材也很好，是现代戏并且是歌颂八一起义的，而不像有些县剧团选唱的是一些老掉牙的传统戏，所以这次演唱会上鱼歉给这些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当鱼歉在师范能不时为校争光，风头正劲，学校准备好好培养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恶运降临在他和他的同学身上。县师范要砍了。

原来，到了1962年，国家的经济状况虽然比前两年有所好转，但是粮食紧缺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变，一些地方的百姓仍然整天饿着肚子，国家为了迅速及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决定继续精简城市职工与大中专学生。

学生们舍不得呀，毕竟就眼前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未来还解决就业问题，跳出了农门了。听到了消息的学生们哭成一片。师范朱合校长是三十年代中期徐州运河师范毕业的高才生，更是一位抗战时就参加地下党的老干部，他随那时还是区长的今天的县长陈啸参加过运河伏击战，那次战斗中他们还缴获过日寇的两支三八枪呢。他见到学生哭得这么厉害，想到了学生的不易，想到了自己当年求学时的艰难。于是他来到县委找县长求情，看能否先停止招生，让在校的学生毕业后再把学校撤销。

进了县长的办公室，看到城关镇的镇长、两个县属骨干企业的厂长也在那儿。他向镇长和厂长们点了点头，便从边上拖了一个凳子坐了下来，他想等他们走后再向县长反映。他一听，发现几位都是来要粮的。只见县长将手一摊，说道：“你们要粮，我也要粮，上级没有给我的粮，我拿什么给你们！你看，我们县委机关食堂每天只能供应半斤粮食，就这还大多数是杂粮，我上哪儿能给你们粮食？”说到这里，县长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说，“这样，我给你们一块荒地，你们组织城里的无业人员与厂里的职工，去开荒种地，自己解决，我只能这样了！”

等镇长、厂长走了以后，校长把凳子朝县长这边拽了拽。陈县长望了望校长，校长也望了望县长。朱校长望着脸上布满愁云的县长，似乎不忍说什么。可想到学生，仿佛又看到学生那不舍的眼神，不得不说。于是只好又硬着头皮说出自己深思熟虑后的想法。

县长静静地听了校长的话，没有直接接过话，空间仿佛凝固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县长先是哈哈一笑，接着问道，“朱合，你还记得四六年中秋节的两天前我们在做什么吗？”

朱校长一愣，好似一阵凉风吹了过来，身上被激了一下。他抬头看看，窗户和门都关得好好的。虽说已经过去接近二十年了，但他又怎么能记不得当时的情景呢？可以说，那两天的一切，他至死难忘。他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告别亲人，带着枪支，撤离家乡。他清楚地还记得母亲那不舍的眼神和妻子给他递鞋时那冰凉冰凉的双手以及孩子抱着他裤腿的情形，因为那有可能是生离死别。想到即将离开根据地和家乡的情景，想到那天他心中的悲凉，眼泪竟然又在他的眼眶边打转了。他的嘴嚅动一下，但没有说出什么。

县长这时猛地站了起来，本来就高大的身材更加挺拔。他先是转过身定神望了望窗外，虽是春天，但树上的叶子已经全部被人摘光，他又猛地转过身来，眼睛盯着校长好一会，看了看师范校长那已有点苍白的头发，艰难地从牙缝里迸出一句：“那天，你想不想撤退？”

校长奇怪地望着老领导，没有说出话来，把头摇了摇。那是从抗日起就辛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还有年迈的父母，以及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怎么能舍得离开！不但他当年舍不得，就是坐在面前的县长下达命令时不也差一点哭出来吗？但他没有明白县长为什么要问这些，所以抿着的嘴没有张开。

县长当然懂得他心里想什么，因为当年他是县里撤退时的总队长，而校长正是他身边的秘书。

县长没有等校长的回话，也不需要校长回话，便自问自答道：“为什么撤退，是命令！那是上级的命令！上级要我们冲锋，那我们就要不顾命的向前冲！上级要我们撤退，那我们就要舍弃一切地往后退！冲锋是为了胜利，撤退也是为了胜利。我们在基层的，就是要服从。今天，你不要再说什么啦！学校的撤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这是命令！你赶快回去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吧！要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经历过战争考验且有二十几年党龄的朱校长只有服从的道理了。

鱼歉的命运也就又改变了。

他和同学们一道打好了背包，含着委屈的、伤心的，也是为茫茫前程担忧的热泪，告别了在此近两年的学校。走出校门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步步泪水流呀！

回到农村家中，本伸手不拿四两的鱼歉为了生存，只好拿起锄头跟在乡亲们的后面劳作起来。

农村的劳动的艰难，鱼歉到家不久就体会到了。

几天后他就和社员们一道去收割小麦。烈日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镰刀收割需要弯腰、反复挥动手臂，这种重复性的动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很高的要求。麦熟一晌

有些凉快，但是如果遇到晴天，艳阳高照的日子，割麦子就是一种煎熬，什么汗流浃背、挥汗如雨的形容都不为过，关键还要饱受麦芒刺的威胁，一个麦季下来真个胳膊，甚至是脖子都会扎出出些点，奇痒难受，在这样的收麦环境当中每次仰起头看看一望无际的麦田想想都是一种苦苦的煎熬。

在太阳光的直射下，那种感觉相当难过。找个阴凉地方坐下，依旧浑身冒汗，浑身黏糊糊的。

握镰刀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泛起了大大的血泡，疼痛难忍，看上去也挺吓人。

也就是在农历七月份，气温最高的时候，玉米的果穗基本成熟了，这时候要把果穗的顶部以及一些叶片打掉，这样更好的使植株透气通风，避免消耗不必要的养分，提高玉米的产量。老农最肯说的一句话是，玉米去了头，劲儿大似如牛！另外打掉的玉米叶片还是牛羊的重要饲料。

头天，生产队长布置第二天去田里打玉米叶。鱼歉想早些去，乘太阳没出时，要凉快些，但是妈妈告诉他，早晨玉米叶上有露水，很难将叶片扯下来，必须在中午十点以后才能去。去时，身上要穿件厚一点的破衣服，否则，叶子边缘便会像锯子一样划破皮肤。

那天，使得鱼歉对农村劳动有了心理上的阴影。

头顶上的太阳，如天空中燃烧的火焰。大地被烤灼的发烫，空气被烤的也不流动了，而被烤着的玉米叶，发黄焦脆，手一碰到叶片带有小锯齿的边子，就被划出一道血痕。虽然身上穿着旧衣服，但是脸上、脖上还是也被划出一道血痕。

叶子打了一会儿，汗就将衣服全部浸湿，湿溚溚且带有盐份的衣服湆在身上那个难受无法言表。过了一会，就觉得口渴，渴的像上身体里无一滴水了。于是他就到田头的小沟里捧一捧水，觉得很甜，很解渴。可是进入玉米田里不长时间，又感觉的很渴，又想去喝水。一趟趟跑来跑去，明显感到田头在收集玉米叶的生产队长望他时多数是白眼。

好不容易，将玉米叶打完了，他也产生了一定离开农村的想法，而且很坚定。

鱼歉有了离开农村的想法，但真要离开农村，谈何容易。一是当兵，但当兵要吃很多的苦，就这，说不定几年后仍还要回到农村，所以鱼歉不想走这一条路；二是招工招干，这条路也走不通，因为城市里的工人甚至机关干部都还在精简着呢？心中苦闷的鱼歉在心底呼喊，老天啊，你给条路给我走走吧！

困了有人送睡枕。正好村小的一位女教师生孩子了，需要找一个代课教师，鱼歉的父亲听说后，便托人找去代课。代课教师的收入也还不错，每月24元，要远高于在田里劳动。特别地，不像种田那样要吃日晒雨淋之苦。

但鱼歉本不是安分之人，他代课每周6天要上20来节的课，他喜欢上音乐，学生也喜欢听他的唱歌。可是，村小一共只有6个班级，每周只有6节音乐课。其它的课是语文、算术。除校长、主任两个人，其他的人都要包班，也就是语文、算术还有班主任，就是一个老师。除了课间十分钟，鱼歉整天都要呆在教室里。语文课还好上一些，但算术课对他来说，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学听的更加糊涂。什么盈亏问题、追及问题，他虽然也在小学里学过，但当时学的就糊里糊涂，所以他只能照本宣科，书上怎么说，他就怎么讲。

本来代课只有两个月时间。但女老师的丈夫是区里的一名领导，孩子在家没有人带，就弄个病假条又续了两个月的假期。这样，鱼歉代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放寒假了，年后还有没有代课的机会呢？鱼歉也不知道。

正月初十那天，鱼歉没有接到校长的通知，但却接到了区文教助理的通知，他又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村的小学代课。原来，他那位做大队干部的父亲与区里分管文教的副区长处的不错，副区长就向文教助理打了招呼，文教助理便准备向插花一样那儿缺教师就安排到那所小学。

这次鱼歉机灵了，他首先向校长要求代低年级的课。也好，绝大多数老师都想上高年级的课，一拍即合。鱼歉就这样又代了一年多的课程。

每天晚上，鱼歉都会一个人来到河边练唱，再拉段二胡，吹个笛子。生活好像悠闲，但是愁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二十多岁了，未来在何方？不能一直做这个临时代课的吧？前两年还清退不少城市职工，转正现在是一点希望也没有。

对此，他也只能寄希望于老天的帮忙。

老天爷真来帮鱼歉的忙了。

1964年，三十年代在上海艺术界很出名的背景浓厚的女子李进登上了中国文艺领导的舞台。她凭借着艺术的行家身份与特殊的地位，策划全国性的戏剧改革与创新，她要在全国大力推广现代戏剧。她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响应，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剧团演出现代戏，每有好戏，各地的一二把手总是亲自观摩，以表心志。她不亲自指导，将宣传党武装斗争的故事，将建设社会主义的故事搬上舞台，誓将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让工农兵走上来。

由于李进的重视，演戏便由文化系统的事成为了各地党政主要领导要抓的大事了。鱼歉所在的县当然也不例外。县里的头头们非常关心剧团能否演出好戏。但是，演戏是需要人才的。人才是第一宝贵的。县剧团原有一位唱腔、表演都非常出色的女演员，也就是因为非常出色，被地区的剧团抽去了。县里就想把她要回来。如果她能回来，县剧团就可以排演些以女子为主要演员的戏剧了。可是，地区的剧团也要她去挑大梁，怎么舍得放回来呢？

正在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与地区相关负责人争人之际，地区文教局负责戏剧的副局长说话了，“你们县里有一个小青年的，是原来县师范的学生，叫鱼歉，我很看好他，你们可以把他找来，好好的培养一下，大有前途。”

于是，县里赶快叫剧团了解鱼歉现在何处，迅速把他找来，并仅用一个月内，办好招工、定级、转户口等一系列工作，然后迅速派他到地区的剧团跟班学习，准备回来挑大梁。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上午还在田头被太阳晒的汗流浃背叫苦不迭，每天只能吃着玉米山芋稀饭的鱼歉，下午就一步登天的成为县剧团的正式职工，成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成为每月按时领工资，吃皇粮的官家人了。

鱼歉暗想，这莫不是母亲大年三十给祖宗烧纸的祷告显灵？他想，一定要好好练功，不负领导希望，为自己未来打好基础。

鱼歉到地区剧团跟班学习那个刻苦的劲儿别人真是难以想象。

每天早晨不到五点钟他就一人来到练功房，练腿功，首先练习吊腿，一条腿吊20分钟，吊完左腿吊右腿，两腿都吊完了还要扳腿。每天得练至少三十起三十落，早饭后就练习踢腿，每天踢800腿。要做到原地不动掐腰踢腿，不能上步踢腿，原地踢腿的难度很大，完成起来更辛苦。刚开始踢完800腿要接近两个小时，踢到200腿的时候腿已经酸的不行了，浑身酸疼使不上劲，第二天爬不起来了。通过一个月的练习，踢完800腿也没什么感觉了，踢得最快的时候40分钟踢800腿，平均5分钟踢100腿。

还有要练唱腔。虽然他本身的音质、音色都很好，但是离专业演员，离未来挑大梁的主角演员来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练发声，练念白，练气时，找上面的往里收，找下面的沉气保持，向外推，找头腔时练高音，找胸腔多练低音，咋一听头都发炸。练的枯燥无味，练的味口全无。

但是，鱼歉想，这个苦我一定要吃下，我一定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

整整的三个月时间，三个月的汗水与泪水，鱼歉终于得到了地区剧团行家的肯定，大家一致认为鱼歉可以主演一出多幕剧了。

带着成功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鱼歉回到县剧团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