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事时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大城市叫上海，那是个特别热闹也特别有本事的城市，我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中堂边的双喜牌挂钟都是那里生产的，还有手电筒也是。
也许我幼时个子矮，瘦，一直到读五年级时，依旧没有改变，左右隔壁的人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万年桩”，意思是长不大的这些缘故。
感谢我的父母在那个清贫的岁月里，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感。
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穿的衣服总是亮艳与众不同。初春，别的孩子还穿着深蓝或黑的棉袄时，我可以穿火一般燃烧的红色毛衣，初夏，他们光着膊子晒太阳，我的身上是母亲似在天上撕下的一块蔚蓝做成的汗衫，在读小学时便穿上了走路能踩出闪电的上海产回力白球鞋，冬天，我穿上人人都羡慕的毛领大衣……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父亲找县城里的朋友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无忧无虑的童少年生活总是过得匆忙，一晃便已成家。婚后的那顿年夜饭后，父亲说，你结了婚，就该独立了，千年的竹子总是要破的，过完年把家分了，你们住老屋，我们带你弟弟搬到场（养蚕的养殖场）里，家里能用的你们尽量用。
记得那是一九八八年。
那年秋天，我和腊壳两人第一次去了上海。
腊壳是我的堂兄，也是外号，真名叫华强，大我一岁，比我还瘦。我问他去不去上海？他说是不是贩猪油？我说是的。
他还是单身，家里也没钱。我怀里揣着二百块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本来做小生意的我还有点积蓄，因为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在街上这里搭棚子，那里租房子，水流千渠，到最后到处都是印渍，水却浅了，干了。婚后的生活每天都要升炉子，都有开销，这担子便越压越沉，人感觉肩上沉时心里就会发慌。
我约他去上海不是旅游，是贩油。
带着他乘轮船到南京，转火车到无锡，再坐公交到了张家港，本想去他弟弟那里借点本钱，多贩点货，没料到在工地做小工的弟弟一点也挤不出来，倒搭一些路费。没有收获却停不下脚步，在工地上住了一夜，又赶上了去上海的班车。
可谓一路坎坷，一路风尘。
下车。站在上海的大街边就没了方向，抬头望望，到处都是楼房，墙上是花花绿绿的广告牌，还有蜘蛛网般的电线，车子头上扎了羊角辫，还有就是太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问人这是什么地方，说是十六铺码头，再问，还是这句话，也有的问我到哪里？我却答不上来。
但我想到了菜市场。老家有一帮人蹲点在上海的各个菜场卖黄鳝，说不定能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我的小聪明没有错，在菜场外我看到小饭店门口挂个小牌子，一荤两素一汤，一块二，想想肚皮里大半天没进一滴水，看到这个荤字才感觉头昏。两人进去，交了钱，得到了是个大盘子，豆腐干大的一块红烧肉，一筷子白菜，一筷子绿豆芽，半小碗紫菜汤。
后来知道这叫盒饭，也叫快餐。
吃完饭我们在菜场里转，找卖水产的地方，还真找到了隔壁队的一个老乡，女的，说起来还是一个姓，八百年可能是一家人。
她问清了我们的来意，非常热心地向我们传授了买油的经验，并嘱咐我们，买好了后一定不要忘了买盐，每块猪油都要用盐搓过，这样不怕猪油坏掉，也增加份量。交待完还帮我们找了很便宜的小旅馆。
都说夜上海更繁华，可这与我们无关，在小旅馆里我们晚饭没上小饭店，第一次吃上用开水泡一下就能吃的面条。想想下午在菜市场闻到的臭哄哄的味道，第一印象便是：上海很热闹但有点脏。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乘车去其找他的菜场。所谓的猪油其实就是削完皮的肥肉，上海卖肉的分得很细，每个部位价格都不一样，肥膘肉没人吃的，卖不上价，几毛钱一斤，甚至没人要，我们却收回去当油吃。
东跑西跑，我们买了几蛇皮袋。出了菜场才发现街边车站等车的人真多，车门一开下车上车的互相拥挤，一班车开走了站台上的人似乎没少多少。
还要急着赶回家的轮船呢，腊壳一急，车子一停一手便拖着一只闪着油光的蛇皮袋朝车门奔去，这一招很灵，挤车的都让道了，也有的叽叽咕咕，“触霉头，碰上赤佬哉”。我听不懂意思，也没心情听，跟着腊壳后面挤上车，车上的人都朝里面挤去，想躲瘟疫似的。驾驶员见我们上车了，下面还有许多人竟然没埋怨，只是提醒我们放好扁担，不要碰伤人。
可怎么看也没地方放，没办法只好平放在下面，任一双双脚在扁担上踩来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