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大而言之，“天下多忌讳”就是在政治上有太多的禁忌，这样也不能干，那样也不能做，这个名词不行，那个名词不对，动辄得咎。如《孟子》一书中说，齐宣王盖了一个方圆二十里的花园，老百姓都抱怨太大了，便问孟子，为什么以前文王的花园七十里，老百姓认为太小了，而现在我的较小，老百姓反而抱怨太大。孟子告诉他说，文王的花园人人都可以进去游玩，而你的花园如果有人不小心，伤害了一只小鹿，也要依杀人罪严惩。这样多的禁忌，等于在你的园内设下了陷阱，陷民于罪，老百姓怎么不抱怨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有很多忌讳，老百姓不敢说心里的话，更不敢批评，知识高的用外国语，知识低的用隐语、暗语、耳语，以诉胸中积怨。

老子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禁令愈多，人民什么都不敢做，不能做，于是物质上就愈贫穷，精神上也更贫穷，贫穷到痛苦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忌讳，而民弥贫”的道理。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句话，以现代世界的情况来解释，很容易明白。精密科技越发达，利器越多。核子弹当然是利器，投下一颗，即可杀人无数，这是多么厉害！但所谓利器，不仅是指杀人的锋利武器，而是泛指利便之器。物质文明，科技愈发达，社会上人人因此而热昏了头。这一点，现代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只有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回想到少年时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时那种安定、清闲、自然、舒适的味道，实在是一种享受。

现在的物质文明太发达了，“国家滋昏”，国家社会就会昏头，热昏就会肇乱。反过来说，历史的经验，时代到了变乱的时候，“民多利器”，大家都有权利，以利器支使天下，大家都可以造反，这个社会就非乱不可。这也是历史中有记载的许多事实。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人的头脑越来越灵光，物质的享受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奇特。例如冷气机，也许五年、十年以后，不必要这样一个大箱装挂在墙上，也许会像一份月历一样，在墙上一挂，就可以调节空气了。“奇物滋起”，人人好奇，都要研究，制造出来的东西就越奇怪，越便利。这个现象，大家称之为社会的进步。这所谓的进步，我常说，如果以文化的立场来看，从精神层面来探讨，并不一定会予以肯定。以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言，历史愈往前进，物质文明生活愈便利；但以精神文化而言，人类文化反而越来越退步、退化。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文化思想是同源的，都觉得后来的人比较进步，后来的社会一定是在前面，所以说进步与退步的说法，应该有一个界线。因此，以现代看到的，所谓社会越进步，则“人多伎巧，奇物滋起”的情形越严重。

再说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在政治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我们读了历史，看到每一个朝代，到了后来法令越来越多。例如汉高祖入关，法律只有三条——有名的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抵命，偷盗剁手，就只如此而已，很简单。后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汉朝的法网就很严密了。

就政治方面而言，如汉武帝、汉景帝，都是很精明的领导人，但政治领导人越精于法令，法令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乱。这是一种无可变更的历史法则。从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越懂得法令越会犯法，越会钻法令的漏洞。法网愈密，则可钻的漏洞愈多，愈容易钻。所以，中国的政治哲学，主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无为而民自化”，一个真正好的政治领导人，做到了真正的无为而治，具有道德的成就，则不必要去管理，人民自然就被感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这里的好静，不是佛家的静坐，而是中国文化《大学》之道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的静。这是行事的静定功夫，不是在座上打坐；打坐是小玩意，这是大定。这是说领导人有这样的静定，是为天下的大静，如果领导人真正的好静，则天下之民，自然受其感化，走上正道。

“我无事而民自富”，领导人真正无事，即无为而治，社会人民自然生活富裕。现在再引用一个故事，来试做诠释。

个人立身处世，做人也是这样，做人容易，切莫作怪。为政则是少玩花样，不要出什么新招，社会就自然富庶，天下太平。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自己没有私欲，社会、国家、天下，受到这种无欲的影响，就自然走到纯朴、厚道的路上去了。

老子引用的这一段话中，每一句都用到一个“我”字，这个“我”是谁？就是老子说的“圣人”，那又是一个怎样的“圣人”呢？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为人上者”，就是上面的人，也就是领导人。而领导人，不一定就是皇帝、君主，像学校的校长、军队中的班长，乃至于一个家庭中的家长，都是领导人，都要做到这几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