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框架能让我们把注意力专门导向我们正在观 察的信息的准确性上。信息的价值直接取决于准确性评估。

我们常常把准确性想得太简单了，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我们信任信息来源，比如报纸，也因为我们难以一直查证这些事情。从行动的实际目的 出发，我们也愿意接受所需信息的准确性。

圆形框架能让我们自己和他人直接关注信息的准确性。

信息的准确性是一个可深可浅的话题，准确的信息无论是对我们的工作还是生活都意义深远。

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和海啸，这次灾难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造 成了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历来灾难都会造成 人们的恐慌心理，恐慌又从来都是挑战人们理 智的一种重要情绪，所以，在恐慌心理驱使之 下，总会生出些荒谬的事情来。

没错，你肯定能猜出我要提到那次抢盐的风潮，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抢盐，但 那也确实形成了一次社会事件。当然，并 非只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在恐慌心理的驱使 下，参与了抢盐的行动，远在大洋彼岸的 美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不过抢的不是盐，而是碘片u我记得当时周围的朋友大多 对抢盐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无知的行为。

希望通过抢盐来抵御核辐射的威胁确实是无知的，但人类面对整个大自然而言，总体来说都是无知的，即便是学者教授，也不过是在 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掌握了相对多些的知识。我 们很难界定什么程度的知识储备叫做够，什么程度的知识储备叫做不够。越是知识储备丰富 的人，越会看清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但是如果说知识确实没有止境，那么我们是不是永 远都要作出无知的行为呢？

一般来说，无知的表现有三种：第一种情况是你知道自己的知识不足，这是自知的无知；第二种情况是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缺乏知识，这是下意识无知；而第三种是最糟糕的， 那种状况就是你以为你掌握的知识是正确的， 但事实上不是，这就是无知的无知了。

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你很渊博或者是无知，关键在于你是否倾向于相信所有的信息。

我曾经在课上问学员：“有这样一个人， 无论你给他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他都全盘接受并深信不疑，你们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学员稍微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傻瓜！应该是个傻瓜吧？ ”是的，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如果 一个人对于所有信息都毫不质疑地接受下来， 那么这个人的智力显然是有问题的。比如说， 我们告诉这个人砖头其实是香甜可口的东西， 这个人便毫不犹豫地拿起来猛咬一口……结果是确定的，这是一个傻瓜，他没准要损失两颗 门牙。我继续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 ”所有人都在摇头，显然没有人认 为自己是那个傻瓜。“那么你们觉得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 一阵面面相觑之后，大 多数学员依旧摇头。大家认为身边的多数人都是正常人。

然而事实上我们经常犯这种傻瓜错误，前提是当某个信息触发了我们的某些感知，情感系统开始工作了，于是理智在情感的参与之下暂时休克。

举一个例子，某人告诉你说每天吃一斤绿豆，你就可以身体健康永葆青春了，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不好意思，我们身边这样的事 例显然比啃砖头的状况多出不知多少倍，不然何以绿豆在一段时间之内价格疯长？ 一两个人 的行为绝不会达到如此夸张的效果。啃砖头是 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完全不合常人的基本情 况，以绝大多数人的智商和知识储备都会知道， 那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但是吃绿豆呢？人们在 接受某些信息的时候，其实更关心信息所传递的价值符号，一旦这个价值与自身的价值观发 生关系，我们便开始把注意力投射到价值上面 去，而忽略了辨别信息的真伪。于是就会出现 大批人群疯狂抢购食盐或者绿豆，这其实并非 完全是个人知识储备的问题。假如人们不能让 自己具备对信息准确的警惕性，那么再出现任 何抢购红豆、黄互或者白糖的行为就都不足为 奇了。

对信息进行思考的圆形框架代表的是信息准确性的靶心，令人们将注意力投射于信息的 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果你关心决策的正确性，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决策材料的正确与否， 无论你是通过直觉或者是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分 析和理性思考，都不可能在错误的基础上得到 正确的结果。因此，在进行信息处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关注材料的真实准确。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把握信息的准确性呢？

一方面，破除迷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已有的信息，我们必须评估它的信用级别。

任何信息都需要关注它的来源是什么？它 传递过来的渠道是什么？这就是所谓信源和信道。我们对于任何信息都不能放弃质疑，对原材料不加检验地使用是非常危险的。或者我 们的信息来自于书本，或者我们的信息来自于报刊，或者我们的信息来自于杈威机构的发布， 还有可能我们的信息根本就是来自道听途说。 那么，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是否一定比道听途说的信息更加正确呢？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 然而如果因为杈威机构发布的信息可信度高， 而忽略了对其准确性的警惕，那就可能会导致更加糟糕的后果。因此，只要是重要的决策和 定，都一定要重视检验决策基础的真实准确， 越重要的决策，越要重视基础信息的真实性。

有人一定会对此质疑，如果对杈威机构的信息都要谨慎小心，那么我们还可以相信什么？相信是需要条件的，有很多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并不见得准确。当年教会组织坚持地 心学说的观点，他们够权威了吧？结果却又如 何呢？当然地心说可能不会影响我们的衣食住 行，但是错误的宇宙观不会支持我们实现火星探测和登月。相对于与之有关的决策，信息的 影响力就会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绝非在宣 扬怀疑论，而是我们如何确保自己准确认知客 观世界的基本条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永远 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入。科学一直在发展，而 我们一直在不断更正自己的观念。

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左右脑理论的，几乎你所能见到的任何一个关注思维的人 都会告诉你所谓左右脑的理论，告诉你左脑负责什么，而右脑又负责什么；告诉你右脑需要 开发，并且还会提供很多相关的训练。然而又 有谁求证过这一理论的出处？为了求证这个理 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使用了搜索引擎。我需要首先确认关于左右脑的分工确实存在，证明这个理论确实正确。但是初次搜索的结果几 乎呈一边倒的状态，右脑理论的介绍、右脑开发产品的介绍比比皆是。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谈论右脑理论的文章都一边倒地把左右脑的分工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理论，并无任何论证，而更多的是如何开发你的右脑等诸多说法。 可以这么认为，使用圆形框架，我无法找到左 右脑理论的靶心。变换了几种搜索方式之后， 我逐渐触摸到了左右脑理论最初提出及发展过程的真相，令人惊讶的是，事实的真相似乎并不像我们通常看起来的那样。

我找到了教育神经科学专家周加仙博士的一篇文章——《左右脑教育的批判》。我当然不能根据一篇文章就向一个妇孺皆知的著名理 论挑战，但这篇文章显然提供了很多可供查证 的线索，我们可以参看其中的片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教育领域中广为运用的大脑功能定位理论是美国神经生理学 家斯佩里（Roger Sperry)教授提出的“大脑 半球功能侧化”（hemisphere specialization)理 论，又称为大脑半球优势理论。该理论是他通 过‘裂脑人实验’而提出的。裂脑人是指接受过胼胝体手术的人。频发性癫痫患者在癫痫发 作时，是从一侧大脑半球扩散到另一侧大脑半 球的。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之一是采用连 合部切开手术（commissurotomy)，即切断病人 的胼胝体，使一个半球的活动不能扩散到另一 个半球中去。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研究人 员对这类病人的智力行为进行研究1961年， 斯佩里与脑外科医生加扎尼加等人对进行过手术的裂脑人进行神经心理检查。病人对右侧视野的刺激能正确 地说出名称，但是对左侧视野的刺激物只能作 出反应，却说不出名称。由此，他们得出大脑 两半球认知风格不同的观点，并于1962年发 表左右脑分工之说的论文。1972年，他们发 表了裂脑人的右半球倾向于加工整体性刺激和 图形刺激，而左半球倾向于分析性的作业和言 语刺激的报告。斯佩里及其同事由于对裂脑人 作了大量的研究，因此而获得1981年的诺贝 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在100多年后的20世纪， 脑科学界再一次掀起大脑功能定位研究的高 潮。但是与100多年前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左右半脑理论更为尊重右半脑，甚至赋予其创造能力。

上面这一部分介绍了左右脑理论的出处， 如果你愿意，可以根据文中的大量线索去求证， 其中包括了人名、时间、事件以及专有名词。 周博士显然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即便是一篇网络文章，也写得严谨规范。而文章的另外一

部分则这样写道：

“在脑科学专业领域之外如此风靡的观点在专业领域之内却并没有流行多久。在1982 年，斯佩里本人在《科学》上撰文《大脑半球割裂后的影响》（Some Effects of Disconnecting the Cerebral Hemispheres),他告诫人们说，左右脑的分法是一个很容易滥用的观点。1985 年，加扎龙加博士在《社会脑：发现思维网络》(The Social Brain: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一书中，专门批驳了左右脑的观点， 在题为‘左右脑的癲狂：批驳’（Left-Brain， Right-Brain Mania: A Debunking)的这一章中， 他说：‘这些推测来自何处？实验室的一些笼统发现怎么会被这样不可思议地误解？为什么 媒体那么迫不及待地进行宣传，并受到各方面科学爱好者的拥护？究其原因有这样几个：左 右脑的划分法简单，易于理解，并提供了讨论 当代脑科学研究的途径以及运用于日常生活的 方法。当然，人有艺术直觉能力和逻辑语言能 力这一点是没有人会争论的……’”

加扎尼加博士指出，这种观点的狂热流行是由于与大众交流科学观点很困难。理解从实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大多数人没有时间或兴趣来评价这个层面的信 息，而且还要学习大量的科学词汇。得出这些 结论的必要研究说明和局限性对于读者来说也 常常是过重的负担。因此，科普杂志用一种简 单易懂的方式来表述这些观点，便于大多数人阅读，但是这种做法简化了科学研究，容易扭曲人们对裂脑人研究的理解，也使复杂的、整 体的思维过程琐碎化。在该章的结束，加扎尼 加又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人们认识到那个时代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并没 有提高人们对认知系统运行方式的了解，神经心理学处于危急之中。孤立的思维系统或者认 为孤立的思维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加工信息的观 点并没有真正说明认知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他们对大量的病例进行研究后发现，大脑两半球认识分工的现象是因 人而异的，右半球偏好图形刺激的现象只有当被试实际触摸或摆弄图形或搭积木时，其优势效应才会表现出来，如果改为样本匹配，右半 球的优势效应就消失了。加扎尼加于1995年 说，“试图确定右脑半球在心理活动中可能具有一些独特性是很困难的。裂脑人每一半球 具有不同的认知风格，这种观点在脑科学界没有流行很久，但却长久地流传在大众之中。关 于左右半球的看法不久就不再被普遍接受了 由此可见，左右脑分工之说是由斯佩里和加扎 尼加等人提出的，也是他们自己否定的。

自20世纪80年代中旬开始，学术界对于大脑左右半球分工观点的批判之声越来越响亮。芝加哥大学著名生理心理学家利维(Jerre Levy)于1985年在《今日心理学》（P吵cAo/og)； 7b#)上发表了《右脑和左脑：事实还是虚构》{Right Brain, Left Brain: Fact or Fiction) 一文， 其中就指出：“两个大脑的错误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由于每一个半脑都是专门化 的，每一个大脑必须作为独立的大脑来运行。 但是事实上，反过来才是对的。由于大脑中的脑区不同，它们必须整合起来活动。确切地说， 整合所引发的行动和思维过程确实比每一个脑区的贡献大，而且整合的贡献也不同于每个脑 区的贡献。因此，由于这一观点的大前提是错 误的，所以，从该前提基础上推导出来的所有 论断也都是错误的。”

好吧，相信阅读了这段文字之后，很多人糊涂了，你相信周加仙博士的这篇文章吗？如果运用圆形框架，我不会建议你相信它，我也不会建议你不相信它。圆形框架所能提出的建 议是，如果你认为必要的话，你应该去求证它。 至少，周博士的文章提供了可供你验证的线索， 无论是谈论左右脑理论的出处，或者是反驳它的依据。

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一个著名的，甚至是流行的理论，竟然在学术上并未定论。我无 意于在这里去定论右脑理论的正确与否，也不是要否定右脑教育的某些价值，我只是希望大 家明白，我们对于信息的真相远不像我们以为 的那样关注。求证信息的真实性，你需要关注大量的细节。

你是不是倾向于对大多数信息拿来就用？ 你是不是倾向于轻信某些传言？你在工作与生活中，意识到需要圆形框架的机会有多少呢？

好吧，让我们稍微轻松一下，换个话题。 有这样一个智力测试游戏：有一位专家某曰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某机构希望邀请这位专 家在下下周的周日去作个报告。专家恰好正在忙着编写一本书籍，不希望近期分心，但他又 不想放弃这次讲座的机会，想在不得罪对方的 情况下把时间向后推一推。于是他说：“你说是下下周的周日吗？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我的 时间表……哎呀，这个时间刚好不巧，我在那天的上午巳经预约了一个研讨会，中午的时候 我要参加一个我学生的婚礼，下午四点钟还 要出席我一个朋友孩子的葬礼，晚上是我伯 父80寿辰的晚宴，抱歉实在是脱不开身，能 不能改日呢？ ”电话的另一方听完专家这段 话之后，略加思索之后表示严重怀疑专家的 说法。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专家的话中有什么可 疑吗？

其他一切或许皆有可能，唯有其中一条确实可疑：从现在到下下周日的时间一定大于等于14天，什么人会提前近半个月来预约一个孩子的葬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