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以前的我不敢自诩，现在的我不敢自以为是。所谓敬畏，之前是敬，而今是畏。
最近在看林奕函，没错，不是在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在看林奕函。我看得很痛苦，对，是看得很痛苦不是觉得很痛苦，我只写给我自己看，所以不用共感。有时候，忍不住任思想的触角伸得太长，妄想偷摸着入侵她，13岁的她，18岁的她，26岁的她。她的人生和我看书的速度一样，一段一段的，一顿一顿的。可我是幸运的，其实，如此鲁莽的说出这个词，有些心慌，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迷信乐极生悲，但想到她，突然横生一些勇气，姑且一试。幸运的是我看一段，呼吸困难了，胸口滞胀了，就闭上眼，强令自己抽离，像是小时候溺水的我被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吃力地拉上岸，呛了几口水后，听她说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心口脑一致地喃喃“幸好，幸好......”可是，罪恶地藤蔓倏地抓紧了我，愧疚地深渊忽而吞没了我，千万别有人问我：你在庆幸些什么？
林奕函说她也愧疚，不，她甚至说她有些恨自己。她是经历过越战的人，她是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她是经历过核爆的人。可是真正经历过这些的人，无论他们是提笔书写还是开口呐喊，心中都在祈愿着，愿此事永不在发生，愿从此以后没人再经历他们的经历，痛苦他们的痛苦。可是，悲哀的是，她做不到，不是不愿做，是做不到，她清楚的认知到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此刻，就有复数的男孩女孩在挣扎，在哭号，而伤害他们的人以此为乐并乐此不疲。她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不是奥斯维辛，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一个人会死两次，一次是身体，一次是灵魂，有些人，身体安息然后灵魂泯灭，有些人，灵魂荒芜而身体残暴，还有些人，灵魂被捕捉，被鞭笞，被刺杀而身体在寻找，它要找一个借口，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有时候，欺骗是一种救赎，自欺欺人是最伟大的自救。
房思琪更愧疚，更恨自己。 她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更爱老师一点，毕竟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你爱的人让你痛也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她不明白，为什么第一次时面对老师的要求她说的是“我不会”而不是“我不要”或者“你不能”。他伤害她，她责备自己，他硬插进来，她为此道歉。她爱文学，可是她每次被强暴都是去老师那儿改作文时，老师给她送书时，和老师一起看展览时。她努力爱上老师，可为什么她又能如此清晰的看见他的虚伪，他的巧言令色。他们说，爱情令人盲目，可见她还不够爱他，这一切，一定是因为她还不够爱他。自责是一个怪圈，无论往哪儿走，都逃不开，自责也是一个黑洞，它无选择的吸收一切。伊纹也好，思琪也好，内心深处，也明白，该说对不起的不是她们，可是，她们更多的时候，只是忍不住，或者说，情不自禁。情不自禁，真是一个极好的词，正所谓一言足以蔽之：老师对饼干，对晓琦，对思琪都是情不自禁，一维对伊纹也是情不自禁，思琪努力爱上老师，还是能看到老师的丑恶嘴脸是情不自禁，伊纹明知一维的暴力，还是舍不得“正常”的“可爱”的他也是情不自禁。
林奕函终其一生都在求索的，她想通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表现的，不是控诉，不是发泄，没有歇斯底里，不够语无伦次，她努力着，挣扎着抽离单纯被害者的角度，一意孤行地探究施暴者的心理。她笔下的老师，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喜爱漂亮的小女孩，就像有人爱财，有人爱酒，食色性也。他喜欢的东西就想据为己有，这是一种极正常的心理，旅馆在巷子里，巷子在大路旁边，窗前有一棵树，树上有叶子，他看到那些小女孩，就想剥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他不过是读了很多书，看透了那些女孩的自尊心和这个社会对性的禁忌感，他的武器是那些诗，是那些文字的组合与转换，他的帮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费兹杰罗，是海明威，他打人的手势和在讲台上扔粉笔时一样，往往能引起女孩儿们的尖叫，他信手拈来的情话，他自诩胡兰成，他为他的所作所为找借口，寻先例，然后，他一边感叹在爱情上的怀才不遇，一边对这一切感到洋洋自得。手段是可以忽略的，目的是可以忘却的，而过程是值得回味的，但人的记忆最是靠不住，所以，他必须常常复习，换不同的演员，用一样的剧本，这也是没办法的，他情不自禁。
她是满怀恶意去写这本书的，但她也希望我们能从这一朵恶之花中看到它应有的美。如果你看到美，那么它是真实的，如果你看到痛苦那么它也是真实的，她有多少情绪无法宣之于口，她有多少痛楚不能剖白于世，她有多么害怕直视内心深处，她就有多希望我们能纯粹，自然的看待她的一字一句，她忐忑，她不安，她一边希望我们能透过那一针一线看到那丑陋的豁口，一边又神经质式的犹疑，推拒，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心疼我们？这不好说，说不清。
房思琪已经死了，死在13岁那年的教师节前夕；林奕函也已经死了，不是2017年，是更早的某一天，被一个没有愿望可许的人吹灭了。
不久前，那个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自己，向世人告白的不是真的她，是她的赝品。但是，当她红着眼圈强调爱，强调美，哽咽着追问：文学，艺术是否可以包含巧言令色的成分？还是说，这根本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巧言令色？我甚至恶毒的想，这恐怕是回光返照，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在弥留之际，走马观花时堪堪攥住的一丝真我，是最后一颗火柴的微弱的光芒，于她，于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整个世界。
一个人的文字和一个人的现实是不可同一而论的，我也是从上大学至今，才慢慢接受了这种残忍的论断。那时候，我沉迷三毛，甚至因此而选了专业，每一次当众发言，我的主题都是她，我欣赏她的洒脱，迷恋她的才情，羡慕她的爱情。我的老师看到了我自顾自的追随，对我说“其实，三毛的婚姻生活并不如她描述的那么美好，只是因为她是一个作家，你懂的。”我不懂，我懂什么呢？我只知道荷西说“我是遇到你之后才想要结婚的”，只记得三毛一遍遍念着“但愿人长久”。我相信，这都是真的，它们不是譬喻，不是象征，不是联想。老师说“这有可能都是真的，但只是一部分，人生那么长，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怪杂碎，难免磕碰。”那时的我，捂住耳朵，蒙住眼睛，切断每一根神经，不听，不看，不想，不接受。其实，我已经接收到并想了很远了，就像一颗种子，你恨它，把它吞到肚子里，它却从你的脑子里发出芽来。
所以，你可以说文学并不是巧言令色的，它只是修辞，只是断章取义。也可以说文学就是巧言令色的，它表现的不是人事物本身，而是持笔人想表现的一面，或是受众想看到的那一面。归根结底，虚伪的不是文学，暴力的也不是文学，而是它背后的提线人。文学本身毫无意义，它不好也不坏，不善也不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文能救人，也能害人。文学虽然没能救思琪和伊纹，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文学有多无力，它在现实里的叩问就有多强烈。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我还没有看完，林奕函我也永不可读完，当我的思绪已经太繁茂，不得不修剪，我的感触已经快要溢出来，不得不换个容器，等我看完，再继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