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少华
以前，如果你从福城巷过来，看见的陈家巷只有一排房子，它低矮陈旧，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出一些破败之象，唯一让你吃一惊的是一棵聈黑的枫树，粗壮且颓废的枝条陡然耸立在眼前。
枫树下的两栋房子，便是属于我的家族。
陈家巷只有两户陈姓人家，东边是陈火根，陈思保两兄弟为一个家族，枫树下是我父亲四兄弟，论辈分。我的父亲比他们小了一辈。
枫树下，最年长的就是我的祖母。她生了四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57年退伍之后便在清江县的邮电局工作，我二叔在萍乡煤矿，后来和人对调到了江西盐矿，我三叔呢，据说年轻时读过共大，不过他一直在生产队做着他的社员，至于我四叔，算是四兄弟中最幸运的一个，几乎没种过田，读完书，就进了公社的农科所。
我的祖父是浙江人，他是个军人，在一次开拨途中，他请示长官要拉屎，得到长官的同意，他便在离长官三五步的地方脱了裤子，长官让他蹲远一点，他又𥖁出去三五步，长官又让他𥖁远一点，他𥖁进了一片毛草阵，然后溜了，一口气，跑了好远，流落到了牛塘边这个地方，帮人作田，混个温饱。后来我问起四叔，祖父是不是国民党抓的壮丁？他说是北伐的时候，开拨途中，坏了肚子，等他解完手，部队巳经走远了，他向一户人家借了衣服，从赣州吉安那边一路逃，最后落脚在牛塘边严家的十方庙，靠打零工在我们这停了下来。无论哪个版本，都应该是属于逃兵。
牛塘边因一口池塘而得名，这口池塘叫牛塘，也有叫龙塘，可能是读音上存在差别，谁也说不清，这口塘横亘在牛塘边西南面，面积约三十亩，春溢秋枯，四旁几百亩的稻田全靠这一池塘水的浇灌。关于牛塘，也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那是我在生产队开工的时候听父辈们讲的，说原来塘的位置有个庙，某年的夏季，稻禾抽穗扬花之后，接连下了半个月的雨，庙里的道人发现灶房生出了一棵笋样的东西，他用锄头去挖，那笋样的东西越来越挖越长，还一边血流不止，跟了他十年的一条狗狂吠之后叨着道人的钵冲出庙外，道人放下锄头就追，狂风暴雨雷电，在天崩地裂中，庙堂倒塌，一条黑龙腾空而起，原地只留下一片水潭……
据说这潭一根竹篙也打不到底，那口沉入潭底的大鈡，每到暴雨季节，还有隐约的钟声传出。
这只是传说，龙塘究竟因何而来，谁也说不清。
牛塘边有七姓，杨家的下边，洋古里，塘沿上，严家，饶家，包括我的陈家巷。
我的祖母陈根秀，是陈家巷的童养媳，她六岁就到了陈家巷，那时候，也许枫树就巳经有这么大了。我祖母嫁给的男人，某一年在高车桥的田里突然就中邪了，他去筛田里游神烧的纸钱灰，那里有些棍棒之内的东西，因为怕对耕作有影响，据说冲撞了那里的神灵，突然就一病不起，不久更撒手人實。枫树下，只有我祖母和一个瘫痪在床的家婆，日子过得很艰难，她是想一走了之的，但被下边的亲戚劝住了，又在几个亲戚的搓合下，招了在牛塘边作田的逃兵做了上门女婿，这个浙江佬，便是我的祖父。
对于祖父，我没有任何印象，尽管他死时，我巳经三岁了，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我家一张竹床上，那时，我大概八九岁，夏季乘凉，要把竹床从家里搬到屋场上，大人们还没收工，我试着去搬竖在屋里的竹床，那竹床的背面就甪墨汁写着陈顺高。
在我十岁左右时，枫树下就有了上十个兄弟姐妹，这是属于我们一个封闭的小世界，除了陈家巷的小伙伴，我们几乎和外界没有多少接触触。我们在枫树下玩耍，用菠萁捡枫角，爬树摘桃子，李子。剩下的就是在地上划一个方格，用脚踢着瓦片过格子，一格一格的升级，从一到五，那是我们最多的一个游戏，三五个人，有时一玩就玩到大人们收工。那时，只有祖母，没有祖父，祖父的死，是因为开药的赤脚医生，古亭那个叫宝庭的，把分六七天的打摆子药包了一包，他没听清楚用法用量，一次口服下去，被毒死了。
后来在我祖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了祖父的脾气是十分地古怪，他的个子小，长得其貌不扬，外貌比原来那个差了很多，祖母在万般无奈之下招了祖父进门，我的祖父没什么能力不说，还动不动就撒女人般的脾气，两个人生气了他动不动就躺床上一两天，什么也不干，可怜祖母，一个人操持着这个家，辛劳自不必说。
脾气古怪的祖父，在下边，严家饶家杨家却结交了好些个朋友，在我长大之后，我们一大家簇还和这些人家保持了好多年的往来，这种往来，直到分田单干后才结束。
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哥哥，大哥，我亲哥，比我大三岁，二哥，我二叔的儿子，比我大两岁，还有一个堂姐，是我三叔的女儿，比我大一岁，我手下的就一长串了，男的都叫华，女的都是珍英荣之內很常见的一些个字。大概在我十多岁时，我看见过一张我们三兄弟的合影，背景中正是我们居住老屋的照面墙，他们两个很规矩地站在我后面，卡其布的褂子，因为不是彩色的，所以看不出什么颜色，我想多半是那种青蓝色，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好象男孩子大都穿那么一种颜色，在照片中，我站在他们前面一点，身子有些歪着，跨着步，太概是不那么听话的一种神情，估计我那时候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我最早的记忆也可能正是那个时候，冬天的夜，外面听得见风吹过门前柚子树叶的沙沙声，不是那种呼啸不止的北风，是一忽吹一阵的那种，我靠着保壁坐在烘笼上，一盏昏黄的油灯挂在壁上，母亲坐在灯下，我正打着瞌睡，外面，冷风吹得树叶沙沙的响，棉线扯过鞋底那种紧迫而断断续续的＂呼呼＂声，那时，母亲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我朦胧的双眼，望见母亲灯影中的脸和幻着亮光的发丝。年关将近。母亲的夜，总在灯影下忙碌着，一双新布鞋，一身新衣服是她给我们最隆重的新年礼物。现在想起来，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母亲仍尽其所能。给予了我童年最好的时光记忆。那个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但是，等待的日子总是很慢长，要等着枫树上的叶子全掉光，要等一个又一个风吹着雨下的日子，还要等大雪覆盖村庄，田野以及远山，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等一个个屋檐下挂着冰溜溜，等牛塘上结了冰，等队屋里，男人们纺出一根根牵牛的草绳，等待许多冬日才有的一切景像都岀现之后，年才缓缓来了，新的罩衫已经请裁逢做好，新的布鞋一双双摆在房间的层橱里，村巷里，炒署片和炒豆子的香味都集陇了之后，年就算真的要来了。
而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午后，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带上两个哥哥推着着他的自行车从后背山走了，当我知道的时候，我追了过去，从后背山追到肖家，那时太阳正烈，场站的草坪上开满一片黄褐色的花，热气升腾着，我看着巳经走上了跑道上父亲的车子一点一点远去，最后隐在跑道尽头处的那一片光影里，山丘是青翠的，有一卷卷的白在天上挂着，我失落的心无以言表，我站在午后的骄阳里，独自徘徊……
枫树下不断地有人出生，老屋中，放着两只坐桶，婆婆是留守在家的唯一一个大人，我摇着桶里的弟弟，屋场前，枫树的叶子在大阳里闪烁着斑澜的金光，灰白的地面，落着一些枯枝，喜雀在枫树枝上的窝里好像睡觉了，门前，日头的影子己经快照到了门口石上，村庄静静的，我在等收工的钟声敲响，弟弟巳经醒来，他好象是饿了，桶摇得不停，他还是𠲖𠲖呀呀地哭。
那时候，我的母亲，二婶，三婶三叔都在开工，吃奶的弟弟们全坐在桶里，早饭之后，喂了奶，刷一些稻衣，揉软，往胯下一塞，天气冷就盖上小被子，一躺就是一个上午，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待到我们有儿女之后，婆婆看见我们带孩子时的那种忙乱总是说起自己如何一个人带大了十几个。
在陈家巷，属于我们的是屋场，枫树在天热的时候，总掉下来许多黄里带黑的长虫，它们在地上缓慢地爬行着，而旁边的李子树上，刺人的毛虫却很小，它们藏于树叶的背面，往往伸手去摘李子时，更被刺伤，枫树下有三棵李子树，最大的一棵，枝繁叶茂，结出的李子最多，是那种青皮李，熟透之后才成紫红色，味道比较酸涩，另外两棵树，一棵在田边上，一棵在路边的小土丘上，两株树的果子都是带黄色的，有点像桃子的形状，吃起来的味道就比那棵大树好了许多，但这两棵树长势并不好，稀蔬的枝叶，结的果子太少，往往不等熟透，就被我们偷摘了。
从枫树下，一条路通向下边，春天的时候，生产队的一阵人挑着罗匡走过，里面装着一些晶莹透明的小颗粒，我们追上去抓一把，那些挑担的人也不赶走我们，自顾自地朝前走，我们欣喜地放进嘴里去，结果尝出的味道不是是糖那样的甜。后来大人们听说了，说那是尿素，是肥田用的，吃不得。
枫树下越来越多的小孩子，他们在屋场玩耍，捡柴火，丢砖头，或者去扯已经抽穗的稻禾，活动的地方只限于这一小片地方，每天看看大人们走向下边去开工，又看见大人们从下边收工回来，春去秋来，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长大，慢慢认识了下边的一些大人，那个长得着满脸胡子的杨友兴。他从枫树下走过。逮着伐们就用他的胡子扎我们的脸，我们讨厌他，但每次他出现的时候又忘记了逃开。他是我们龙潭大队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书记。
祖母
通常，我们喊婆婆，无数次地通过她的口中，知道一些往事，当她提起往事时，可能只是她不顺意生活的一种渲泄，不管她眼前是我，还是我的母亲，她讲她六岁的时候，就从陈木匠到这里做了童养媳，我一直不知道陈木匠是属于樟树的哪一个地方，那里，是我祖母的出生地，她讲述着她的故事，在童年，家公外出打牌，做童养媳的她被家婆安排在门下守候，那是冬天的日子，因为只有在冬季，种田人才是清闲的，无所事事的，在寒冷与瞌睡中，往往没有听到外面的敲门声，风声正紧，婆婆或者依在门上睡着了，根本听不见敲门的声音，这样，吵醒了家婆，于是在诅骂声中，头上就突然挨了一棒捶。
讲述这些的时候，祖母的脸平静如水，她的皱纹已经深刻在脸上，她戴着一顶藏青色的帽子，那顶帽子已经是很久很久了，所乎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帽子从未换过，不新。也不旧。做童养媳，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纺沙，织布。以此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我十几岁的记忆中，婆婆已经是一家之主，她的纺车还摆在靠她住的房间外，纺呀纺，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一个人背着包袱到街上去，满载着去。空空的回，既没零食，也没有玩具。我不知道她换回了什么，孩童时的世界，永远不知道大人们做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从我记事起，婆婆都是一个人另过的，她不同我们一起吃饭，也不同叔叔家门一起吃饭，在我的印象中，婆婆是没有在生产队开过工的，当我母亲和二婶三叔三婶他们听到开工的钟声离开家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有婆婆一个大人，她要统管我们的一切，四五个会走路的，两三个坐在摇桶里吃奶的孩子，我从没有感受到她对谁的特别偏爱，她的表情似乎也不是那样慈祥，对待犯错的我们还免不了一些严厉。我们被管束看守在弟妹桶边，摇呀摇，不让躺在里面的人发出哭声。那时，村庄很静，门前的枫树梢上，喜雀叽叽喳喳，它们在偌大的柴火堆砌的窝里欢声笑语，比我们热闹得多，不能出去玩，不能去门前场上，更不允许走出陈家巷这个范围。有时候，摇桶里的弟妹们在哭的时候，既使拼命地摇呀摇，他们还是扯开嗓子哭，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时间都静止了，好久，好久，收工的钟声还是没有响起。
待我稍微长大，枫树下依然是婆婆作主的，小孩子多，打闹是长有的事，亲兄弟打，堂兄弟之间也打，只是各自的父母对这些打闹并不在意，哇哇哭喊着的那个也是带着受伤的心扑在了母亲怀中独自伤心了，我记得自己是有些强势的，那次为了争捡树上吹下来的枫角，我和哥哥起了冲突，我先下手为强推了哥哥一把，让他跌了个仰面朝天，看他气急败坏爬起来的样子，我忙捡了一块砖头摞在手里，那时，母亲正在门口，她无动于衷地望向这边，什么也不说，倒是婆婆看不惯，怒目圆睁，吓得我熄熄扔了砖头走开去。
枫树下就是我们的世界，门前的稻禾青了又黄，李子树在夏天挂满了枝头，放学的同学们从旁边走过眼晴总是骨碌碌地朝树上看，没有人向我要，那时候，我好像没有要好的同学，如果有，我一定会摘下半书包去给他。李子，对于枫树下的孩子真是太不稀罕了，我们有三棵李子树，最好吃的两棵是黄李子，一棵长在田边，旁边有苦拣树，还有乌秋树，那棵树枝叶稀疏，每年也就结少许的果实，还有一棵生长在路边的土堆之上，那堆土净是碎砖碎瓦，长出的树十分的苍劲，好像是老态隆钟的样子，同样是焦黄焦黄的枝叶，长出的李子却象桃子的形状，黄色的，往往在稻禾成熟前，它就巳经变黄了。一个一个，你一个我一个，很早就把一棵树上全摘光了，剩下的那棵靠近枫树的李子树，枝繁叶茂，结的果子最多，但是最酸的，既使红得鲜亮，还是酸酸的，所以，那些在绿叶间显露出鲜红的李子，总在枝头久久地挂着，占据了整个夏天。记不清是哪一个夏天，我爬在李子树上摘李子，挑那些红得转紫的装满两个上衣的口袋，树下，传来喊我名字的声音，透过枝叶，我看见树下，正抬头望着我的南上的表妹，一张笑盈盈的桃花般的笑脸，离上次见也就半年，她巳经出落得十分成熟了。
夏夜的屋场，是我们枫树下乘凉的地方，先往热气未消的地上泼上水，然后再从屋里搬出来竹床，我家的竹床有一张是很老的，整个都被汗浸染成了褐红色，那竹床比新的宽了五寸，后面写着我祖父陈顺高的大名，对于祖父。我几乎没有印象。他过世的时候，我才只有三岁，待我长到七八岁时，竹床一般是搬不动的，但我后来想出的办法是用背去驼，双手撑住两边的拉杆，却也是轻松地把它搬到屋场中。有星星的夜，总是有很稠浓的虫呜，吃过晚饭，屋子里，昏黄的油灯上，飞蛾总往灯火上扑闪。大人们谈论着开工时的事，有时候。回家的四叔拉响了胡琴，声音在夜色中荡漾开去，夏的夜，星光璀璨，银河横亘在夜空，蒲扇拍拍的声音驱赶着蚊虫，风拂过柚子树的树梢。村道上，有敲击石板的声音传过来，我们知道，瞎子火如仔又要来陈家巷了。他几乎不在枫树下作片刻的停留，只是礼节性地问：乘凉呀？大人们只是礼节性地回应：你来啦！他柱着木棍，慢慢走向火根和陈思保家去了。
我总不明白。一个瞎子，他怎么认得清脚下的路。
夜深人静时，屋场中巳经下露了，于是在睡梦崇崇中，被母亲叫起来回屋里睡，深夜，屋场上空荡荡的，只有竹床在露水中沐浴着星光。
父亲
小时候起，就同父亲有了隔阂似的，不亲，印象中，好像父亲从未抱过我。
他在街上的邮局上班，那时候，我们枫树下已经有七八上十个孩子，每个星期天，他骑着一辆绿色的邮政自行车回家。每次的回家，他都会带着一些糖果。我会同兄弟姐妹们一起分到同样的个数，两个，或是三个，我通常不会马上吃掉，尽管我很享受那种含在口中无与伦比的甜蜜，但每次总是舍不得，我会把它们存在层橱上的樟木箱里，那个高度，我要打升衣橱，爬上隔层才能够得上。我享受那种储存的快乐，那种感觉是比吃了还很愉悦的。
我从不曾得到父亲特别的关爱，好像父亲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大家族，他把禾场扫得一干二净，在尘土飞扬中，枫树下又容光焕发的样子。被我们翻乱的瓦片碎砖之内又被归陇在它们应该呆着的地方，就连尘土都被他归整了。所以，陈家巷，永远是那样干净整洁地展现在别人的眼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