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楞头青

学习第四章获得新知

1、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有了实权。

2、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

3、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加注重实用了。

4、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

5、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

6、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照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7、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1）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2）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8、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比新皇帝小差不多二十岁。

9、新皇帝上台，第一把火，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下诏“求言”。曾国藩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他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问题。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这道奏折让咸丰认识到曾囯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10、曾国藩对道光皇帝去世前，留下的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奏疏，说服了满朝大臣，这件事更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11、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12、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他提出裁兵五万，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

13、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曾囯藩费尽心血，上的折子，咸丰帝草草读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了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囯藩大失所望，郁闷不已。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

14、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接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1）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经营大事糊涂。

2）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3）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端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15、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史载：“琉上，帝览奏大怒，椊(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在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们劝谏下，帝下上谕为已辩解。从此小心眼的咸丰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

16、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湖南士人对他更加敬偑。

17、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在得罪皇帝的同时，也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琦善，赛尚阿。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让他的人际关系出现巨大的破洞。他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他坚持原则却遭到无数诋毁之词。

18、“日讲”画稿事件，得罪了普通同僚。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谁也不说话。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是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19、大清朝做到“副部长”拿不出回家路费主要原因：

1）清朝的低薪制

曾国藩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一年置办几套官服，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一百六十两。那时做京官实际是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靠家里补贴，另一个营谋灰色收入。

2）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但京寓近极艰窘。这时他的外债已经一千多两。

20、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839)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

21、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皇帝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22、曾囯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学习第四章感悟

1、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参加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京官生涯至咸丰二年(1852)六月，结束了十来年京官生涯。曾囯藩从升官后，坚持继续写日记到工作之余为国家大政向皇帝提建议；从直言上疏险被皇帝欲罪到为国担忧得罪同僚同事；曾国藩做到了披肝利胆殚精竭虑。当今社会，多一些像曾囯藩这样的勤政廉政的高官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