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嘴巴绝对是犯贱的！相信从贫苦里熬过来的人，一定感同身受。
譬如我，现在也算是衣食无忧了，但还会念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农村里曾经流行过的两种食物：鸡排壳和猪肺头。
之所以对此记忆深刻，是因为年少时，也曾当过家，也曾做过饭。
那是分田到户后。那时候，我家的劳力实在是青黄不接，除了父母两个现成的劳动力，家里三个孩子中，就数我这个老大还能废物利用，派点用场。
我已经学会割稻和种田了。但在决定由来谁来负责做饭这件事情上，我成为最佳人选。一是我毕竟不是标准的农民，充其量还是个读书的学生，所以让我做饭，就可以顶替母亲，让母亲这个劳力发挥到最佳。二是在家做饭与在出外干活，不管怎么说，前者有“公子王孙把扇摇”的轻松，所以让我做饭，其实也是父母对我的额外开恩和关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就是这样开始当家的。鸡排壳和猪肺头，就是在这个时候闯进了我们的生活，登上我家的饭桌，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鸡排”这个词，是我现在电脑打印的需要，按照我们当时的土话，应该叫作“鸡蚌壳”。说穿了，是一只鸡被剔了肉后，所剩下的一副骨架。当然，说它是骨架也不全部准确，毕竟骨头上还残留着丝丝缕缕剔不下来的肉。
鸡排壳在那时候流行，且吸引农民购买，就是因为鸡骨头上还粘连着可怜的肉。有了那点粘连的肉，鸡排壳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骨头了。挥动那把“万斩万剁”的薄刀，把鸡排壳斩碎，把它煮熟了，盛在碗里，竟也有鸡肉的“范”。虽然吃起来与家鸡肉不尽相同，但在家鸡必须负责生蛋的年代里，鸡排壳绝对是招待客人和改善伙食的一道名菜。
我记不得鸡排壳几块钱一只，只记得这东西不贵，像我家这样也是常常买得起的。分田到户后，家里有了余粮，袋里有了余钱，父母的口气和生活要求似乎都提高了。我时常骑自行车去枫桥菜市场买菜，他们总是在我身后扔过来一句话：“鸡排壳买只来！”
吃鸡排壳，绝对是催人联想，催人奋进的。我们啃着骨头，嚼着舌头，猜测这鸡排上的肉到底去哪里了。我们猜得五花八门，猜到东南西北，但结果只有一个，剔除了骨的鸡肉一定是人吃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人吃的，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也轮不到吃，我们为什么只能吃人家丢弃的骨头。而且，而且，而且我们竟还吃得这样津津有味？……
吃鸡排壳，最后就吃到了“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了。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有没有发笑我不知道，但我家里养着的那只德国杜高狗确实笑了。因为我们后来不再吃鸡排壳了，后来吃鸡排壳变成了杜高的待遇。
吃猪肺，与吃鸡排壳是同时代的事情。猪肺，通俗的称呼叫“肺头”。
我现在还保持着忆苦思甜的冲动，内心藏着吃一次肺头的念想。这个情结，一定是缘于年少时对肺头的熟悉。前两年母亲养猪，每到屠宰时，我都会特别要求将肺头留下，我在电话里说：“千万不要扔了肺头，那是白肺。”
“白肺”一说，也是吃肺头吃出来的经验。白肺无污染，是环保的代名词。遇到白肺头，就可以断定这只猪没有吃过酒店里的泔水，那一定是农村里家养的。
我们那时候吃的肺头都是白肺，因为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清的。那时候口渴了，俯身田边水沟，就可以开怀畅饮。
我年少时，隔三差五地去肉摊买肺头。肺头鼓鼓囊囊，真的像是气炸出来似的。它用一缕稻草吊着，被我悬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一路荡着秋千进了家门。
可能是小时候喜酒场面见得多，对猪肺的制作我竟无师自通。先在水里淖一下，土话叫“冒”。然后用自来水冲洗，一边冲水，一边用剪刀把肺头内部大大小小的脉管剪开。这个过程，让我充分体验“脉络清晰”的丰富内涵。全部弄干净后，切碎成块，放油锅里清炒，炒过后再放饭镬里蒸。一个猪肺可装三四碗，一家人可吃两三餐，可以确保嘴巴好几天都不会“淡出个鸟来”。
不独我们家用肺头改善生活，那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有肺头闪亮登场。吃不到肺头的，一定是个贫困户。
这东西流行开来，可能跟老味道——三鲜有关。一碗三鲜，由杂七杂八的货色组成，其中就有肺头，放得不多，只有几片。老祖宗就是这么一代代吃下来的。
后来忽然不吃了。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原因，肺头供不应求是另一个原因。因为农村养狼狗越来越多，肺头成了狼狗的主食。
现在城市化了，农村里连猪也灭绝了，吃的猪肉都是从冰库里出来的。我母亲养猪的梦想也终于彻底夭折。于是，吃肺头成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美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