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列强争雄，纷纷寻找富国强兵之道，齐魏韩等国先后走上变法图强的道路，齐有管仲改革，魏有李悝（kui）变法，韩有申不害变法，都取得了一时之成效，可这股劲过了之后，旧势力复辟，变法也付之东流。当时在秦国也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他为什么成功了呢？
秦国地处西陲，周王室东迁之后，这里被蛮夷包围，老秦人杀出一片地，坚强的生活。一直到秦孝公时期，秦国都不被中原国家看成是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会盟什么的从来不请秦国，被牢牢的锁在函谷关内。当时的秦国，无论是经济，文化，军事，人口，全面落后于山东诸国。
孝公继位，痛定思痛，发《求贤令》，招揽人才决心要强大秦国。于是乎招来了商鞅，这一对千古君臣相知相辅，经历了数十年的努力，终于使秦国焕然一新，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秦国变法能够成功，商鞅功不可没，但我觉得居功至伟更应该的秦孝公，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秦孝公是一位雄才大略，刚毅果敢有决心的君王。他《求贤令》中态度诚恳，数落先祖罪状，而且将“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样痛到根的话大白于天下，可见痛定思痛，最后说“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秦孝公确实做到了，最后把商地封给了商鞅。
有了最高领导人不遗余力的支持，商鞅便可放开手脚去做，变法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商鞅凡事按法律办事，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这里就开始了，孝公的儿子犯法，被流放，太子傅被割去鼻子，从那以后，皇室宗亲们便也不敢犯法了。
这里说到了另一个重要原因，秦国变法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明文法律，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其他国家变法革新，往往没有这么做，所以主持变法的人一死，变法也就随之东流了，而秦国有法可依，人们学习新法，遵守新法，逐渐形成习惯，称为社会上不可逆的力量，都看到了新法带来的好，所以在孝公和商鞅逝世后，新法得以延续。
新法能得以延续，继承人很关键，秦惠文王很好的继承了孝公的遗志，他本是新法的受害者，现在却成了守护者，非常难得，幸亏秦惠文王是个明君，支持新法是秦国的万幸，他为了缓解新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杀了商鞅，秦国的老士族们出了一口恶气，但事情也到此为止，新法继续。
秦国贵族势力不像山东六国那样大，也变相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山东六国都是老牌诸侯国，像齐燕，都是周朝初立时就有的，大几百年了，贵族势力根深蒂固，攀枝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秦国建国时间短，又得在戎狄之间生存，贵族没有发展成山东六国那样，也算是因祸得福。
秦国地理位置优越，在穆公时期，开疆拓土，称霸西戎，虽然不能东出，但自己这块地是相对安全的。到了孝公时期，开始变法，便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山东六国的干扰，国际关系安稳，国内生产安定，秦国闷声发大财，静静的发展了起来。相比于韩国就没这么好运了，夹在魏齐之间，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练兵变法，动不动干扰一下，不厌其烦。
秦人是从血泊中杀出来的民族，勇武好斗，头脑简单，民风彪悍，这样的人容易塑造。关西大汉豪爽，重情义，没那么多小九九，出来一个政令，大家都遵守，而且大多数都跟军功有关，秦人最喜欢这个，一直到明清时期，这里都是出职业军人的地方，大家都乐意杀敌建功，结合制度，加上秦人的血性，打造了一支铁虎狼之军。
商鞅变法，是秦国所迫切需要的，幸得天时地利人和，终大获成功，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历朝历代树立了一个标杆，一个蓝本。变法不易，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