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朝鲜人通过官方派出的燕行使节团来到中国，是他们来华的主要合法途径。除了明初定都南京的一段时期外，朝鲜使节团的目的地大多是北京，或是沈阳，所以朝鲜留下的燕行录中往往记录的是东北、北京一带的见闻，而有关中国江南的见闻录则非常罕见。这是因为当时朝鲜人通过合法途径来到中国江南几乎不太可能，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遭遇海难，漂流而至。明清时期朝鲜人漂流到中国江南一带的海难频繁发生，不过海难当事人很少留下相关记录——海难的当事者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渔民，不太可能自己留下文字记录。不过，崔斗灿的《乘槎录》可谓是朝鲜漂流民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极为罕见的一例。
《乘槎录》
崔斗灿字应七，号江海散人，1779年六月出生于韩国庆尚道慈仁县上台里。1818年，他应族妹夫全罗右营讨捕使张公翼的邀请，于四月初八日从济州岛出发，乘船前往全罗道。然而，包括他在内的一行约五十人在四月初十日遇到风浪，在海上漂流了十余日后，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了中国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到达定海县后，崔斗灿不但游历了江南风光，还与当地文士进行了一番交流，后经浙江﹑江苏﹑山东﹑北京等地返回朝鲜。十月三十日他回到朝鲜后，以日记体的形式将自己在济州岛写下的诗文与后来的漂海经历，以及在中国的经历一并记录了下来，编成《乘槎录》一书。现存的《乘槎录》记载从1818年农历四月初八日起，到当年十月二十五日为止，约六个月。
崔斗灿
朝鲜人、江南人，谁还思念明朝？
根据《乘槎录》的记载，崔斗灿一行在海面上漂流了十余日之后，在浙江定海附近海面被中国渔民所救，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的观音寺。朝鲜漂流人来到定海的消息迅速在当地文人士大夫们间传开，从五月起，前往观音寺看望朝鲜人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便接连不断。虽然中国士大夫和崔斗灿在口语上语言不通，但是却可以借用文言文进行笔谈。五月三日来访的中国文士朱佩兰与崔斗灿，以及崔斗灿同行的朝鲜人金以振之间发生了如下一幕的有趣笔谈。
士人朱佩兰来访。余问曰：“公无乃子朱子之后耶？”朱曰：“否，我乃明太祖之后也。”金以振曰：“公得无黍离之感耶？”朱大不悦，取金以振笔谈纸扯裂之。金亦惭而退。朱私谓余曰：“彼诚妄人。”仍赠诗曰："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余应之曰：“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长，生老昇平六十年。”
崔斗灿询问朱佩兰是否是朱熹的后裔，朱佩兰予以否定，强调自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金以振接下来的问话，所谓“黍离之感”，就是问朱佩兰是否还在思念明朝。这个提问让朱佩兰大为不满。要知道当时可是清朝嘉庆时期，公然说自己还思念明朝显然是要掉脑袋的大事，所以朱佩兰才会私下对崔斗灿说金以振是个“妄人”。不过金以振对朱佩兰的提问倒是反映了朝鲜根深蒂固的“崇明反清”的思潮。1636年底“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的宗主国由明朝转为清朝。虽然朝鲜在官方上奉清朝为正朔，但朝鲜人对武力征服自己的清朝始终心怀仇恨，认为清朝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是摧毁代表中华正统的明朝的罪人。所以朝鲜人遇到朱氏后裔，会发出是否思念明朝的疑问也在情理之中。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确的立场，朱佩兰在接下来与崔斗灿的笔谈中写下了“共庆天朝万万年”之句。虽然无法断言朱佩兰究竟是以认同清朝之心写下歌颂清朝治世的诗句，还是为了避免文字狱的麻烦，但至少他在与朝鲜人的交流中，展示出了一副拥护清朝统治的形象。
“丙子之役”之后的朝鲜统治阶级，一方面鼓吹“崇明反清”，一方面又强调朝鲜才是中华文明正统继承人，即“小中华思想”。不过在笔者看来，“小中华思想”只不过是朝鲜内部的自我思想安慰，是统治阶级强化朝鲜内部政治认同，维持王朝体制不至于瓦解的思想工具。因为建立在儒家伦理上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既是“君臣关系”，也是“父子关系”，而且在壬辰战争（1592）中，明朝对朝鲜还有“再造之恩”。朝鲜内部从国王到贱民的严格的身份等级秩序，在思想层面也是建立在“忠”与“孝”这两种儒家伦理之上。朝鲜在清朝武力的压迫下放弃和明朝的宗藩关系的行为，就儒家伦理来说，既可以说是“不忠”，也可以说是“不孝”。显然朝鲜统治阶级不可能痛快地承认自己“不忠不孝”，因为这样一来，朝鲜的统治思想，具有绝对真理性的儒家伦理就会土崩瓦解，整个朝鲜的统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显然不符合朝鲜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朝鲜人才会一再地强调“小中华思想”，强调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仍然保存在朝鲜。
崔斗灿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思想界虽然出现了“北学中国”的思潮，但北学思想仅仅只是在一部分曾往返北京的朝鲜燕行使及其周边人物中流传，而“小中华思想”依然占据朝鲜思想界的主流。崔斗灿可以说是当时抱有“小中华思想”的典型朝鲜文士，在他与江南文士的交流中，也多次向江南士人炫耀朝鲜才是继承了中华文化制度正统的“小中华”，而朝鲜得以被称为“小中华”的表现之一，就是朝鲜没有剃发易服，仍然保留着所谓的“大明衣冠”。
朝鲜王朝景福宫
“小中华”文人的“大明”自豪感
江南的文士们在与崔斗灿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承认朝鲜保存了“大明衣冠”，亦以“小中华”来称呼朝鲜。在五月十三日的记录里，中国人周勋就写下这样的诗句送给崔斗灿：“席地相逢有古风，雅冠博带度雍容。句丽累易人依旧，不改当年箕子封”， “衣冠想象汉官仪，倚马高才我幸知。五月江城家万里，狼毫磘纸写新诗”。周勋见到崔斗灿的朝鲜衣冠，联想起了雍容的古风与汉族的衣冠制度，也承认朝鲜至今延续箕子的遗教。在同一天的记录里中国人甯海溶则写下“相逢万里各天涯，小住由来便作家。寄语归帆莫早返，与君论遍小中华”的诗句送给崔斗灿，亦朝鲜作为“小中华”表示认可。另外六月初六日的记录中，还有“乃于商箧中得宕巾。华人爱之曰：冠是明制，巾亦明制，衣亦明制。先生一身，浑是明制”，可见中国人的确认可崔斗灿穿着的衣冠确实是明代的样式。
江南士人还向崔斗灿借宕巾戴用，当时的场景颇值得玩味。
一日，孙颢元谓余曰：“先生冠是奚冠？”余曰：“吾东所谓宕巾也。”孙乞暂借，余许之。孙仍着之，顾影徘徊，似有喜色。已而在座者皆以次轮着，余锷独不肯。余手指红兠作华语问曰：“什么？”孙以书对曰：“红帽。”余以笔句帽字其傍特书兠字曰：“非耶？”孙曰：是。”余又以手循其发，孙曰：“已喻。”
孙颢元等人向崔斗灿借用宕巾戴用，除了士人余锷，在座的江南士人皆轮流戴用。事实上，这些已改用清人的发式的江南士人们并不需要使用宕巾来束发。在崔斗灿看来，孙颢元心情不错，“似有喜色”。所谓“红兠”即清人常常戴用的红帽，崔斗灿在这些江南士人面前提起清朝的衣冠，难说不是故意的。崔斗灿又以手抚摸孙颢元的头发（显然孙颢元是剃发易服后清人的发式），孙颢元则回答：“我已经明白了。”孙颢元应该是明白了崔斗灿的意思：江南士人们已臣服于清朝统治，丢弃了前朝的衣冠。
崔斗灿对清朝的衣冠制度也颇为关心，岭南本里收录了这样一段记录：
余到义州闻犻孤生之言，则今年江南通州漂海人自称秀才者，亦华人。生从时王之制，死从明时之制。妇人则虽满州之人，高髻长袂，纯用古制云。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然则华制之不亡者，如剥卦一阳，寄生群阴之下也。
在崔斗灿看来，当时中国虽然还有古制的残存，但大部分中国人仅仅是勉强维持一种“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的被动的抵抗态度。而且，这种还没被遗忘的“中华制度”也只有气息残存罢了。
作为典型的怀有“小中华”思想的朝鲜士人，崔斗灿对所谓中华文化至今仍保存在朝鲜表现出相当的自豪。
（十月）十三日，阴。午时到顺安吃饭，递马。日暮到平壤。有诗曰：白马公来鸭绿东，八条一变海氓风。明夷有象登羲易，洪范传心继禹功。孔子欲居其里美，孟坚叙传厥民忠。华人亦抱殷墟痛，恨未移家向大同。
白马公指的是商朝灭亡后前去朝鲜半岛的箕子，“八条”即箕子在朝鲜开展的“八条之教”。在崔斗灿看来，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汉族人对依然延续箕子遗教的朝鲜，即继承了中华嫡统的“小中华”怀有相当大的憧憬，中国人因未能移居到朝鲜，所以至今还后悔不已。诗中“大同”既可以实指平壤的大同江，也可以虚指所谓的仍然在朝鲜得以延续的中华文明的“大同世界”。当然，这种看法很可能只是崔斗灿的一厢情愿，未必是当时中国人的真正想法。不过与崔斗灿有过交流的江南文士，确实也对在朝鲜仍然保存的中华衣冠抱有一定的艳羡之情。可以说引文中的诗句虽然不免夸张的成分，但就是这种夸张的表现方式反而真切地表现出崔斗灿所怀有的文化自矜心——朝鲜才是继承中华嫡统的国家。
（十月）十四日，晴。仍留。其夜登练光亭。江流甚静，月色如练。亭之得名，盖取小谢诗“澄江净如练”之意也。市井之栉比，城郭之壮丽，差不及浙。而江山之形胜，则曲逆洛阳之间也。壁上有榜曰：第一江山。明学士朱之蕃之笔也。昔箕师东来，定鼎于兹。而以永明岭比嵩山，大同江比黄河。圣人明乎地者，非若后世地家流也。呜呼！盛矣！
崔斗灿认为，平壤的市井繁盛与城郭的雄壮虽然比不上浙江，但江山的形胜不逊于中国的前朝首都。在他看来，比起城市的外表景观，更重要的是城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平壤是箕子定下的都邑，且平壤的练光亭上还有明朝学士朱之蕃写下的匾额。在此意义上，仍然保留中华文化的平壤与中国的城市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平壤的极致赞美，再次显示了崔斗灿所怀有的“小中华思想”。
资料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作者：曾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