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甜，在舌尖化开时，债就欠下了。
——题记
听母亲说，父亲高中那会，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从此再没停过脚。在奶奶心里，田里的庄稼永远排在第一位。那时我才三四岁，正是满地乱跑的年纪，奶奶为了农活，总把我往太奶奶房里一塞，转身就消失在田埂尽头。
记忆里，四五岁之前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太奶奶那个昏暗的房间。那个房间只有一个老式木窗，白天，阳光费力地挤过窗格照射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即便是正午，屋里也得开着灯。不过，对太奶奶来说倒也无妨，她的眼睛生病了，基本看不到。印象中，她总是穿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灰黑色开襟大褂，终日躺在她那张老式床上不出门，但床底总是放着一双干净的黑布鞋。她还爱喝点小酒，床底下除了那双布鞋，都是她喝十全大补酒的瓶子。每次进入房间，都弥漫着一股酒味。
三四岁的我，正是蛮不讲理的时候。眼泪说来就来，脾气说发就发，常常毫无征兆地就闹着要往外冲。双目失明的太奶奶哪里拦得住我这个“小霸王”？每当我哇哇大哭时，她就从口袋里摸出那个印着“单晶冰糖”的红色包装袋。她仔细解开折好的袋口，在窸窸窣窣的响动中，拿出一个四四方方、晶莹剔透的冰糖塞进我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的瞬间，我的哭闹就像被施了魔法般戛然而止。
有时候，冰糖也治不了我的任性。太奶奶就用她枯瘦的手，摸索到床柱上雕花的木葫芦——那是老式木床三个角都有的装饰。她轻轻转动它，木葫芦便发出“咕叽咕叽”的声响，我听着觉得好玩，也跟着一起扭起来，把闹着出门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一个老眼昏花，一个懵懂无知，却在这“咕叽咕叽”的合奏里找到了默契。在那个昏暗的房间里，开起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演奏会。
可等我再长大些，这些小把戏就哄不住了。我开始缠着太奶奶要钱买零食。她的钱总被仔细地包在一个红色塑料袋里——先对折，然后再卷成一卷，最后用一根黄色橡皮筋紧紧捆住。神奇的是，虽然太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但她的手指就是最精准的验钞机。拇指在纸币上轻轻一捻，就能说出面额。她常常摸出一张平整的一毛钱，高高举在半空：“拿了钱就得乖乖待着，等奶奶回来，做得到吗？”为了这笔“巨款”，我总会像小鸡啄米一样狠狠点头，然后在心里盘算着要买哪种糖果。
起初，我还能信守承诺，攥着钱乖乖等奶奶回来。可渐渐地，就开始耍起赖皮来。记得有一回，钱刚到手，我就反悔了，哭天抢地非要往外跑。太奶奶用冰糖哄、用木葫芦转，怎么都不管用，最后只得松口放我出门。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不能乱跑，只能就近玩耍。我点点头，径直往客厅跑。可是老家大门的老式木栓太高了，我踮着脚蹦跳了半天也够不着。只好又折回去，扯着太奶奶出来给我开门。要知道，太奶奶已经好些年没下过床了。可听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还是妥协了。
我牵着她的手，当起了小向导。只见她双手先向前探路，确保没有障碍物了，脚尖才颤巍巍地往前挪。短短几米的路，我们走了仿佛一个世纪。当门栓终于被拉开时，我就像出笼的鸟儿般冲了出去，完全没想过，失明的太奶奶要怎么摸黑回去。
那个门栓，她摸索了多久才扣上？回去的路上，她是怎样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回房间的？房间门口那个小门槛，她回去时是否留意到了？摔倒了没有？这些问题，我永远得不到答案。太奶奶走的那天，母亲说我和弟弟太小，把我们送到姑婆家。出殡的清晨，我听着唢呐声和鞭炮声，站在姑婆家的大坪好奇地张望着，想要爸妈的身影，压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长大后，每每看到那个熟悉的冰糖袋，我都忍不住心头一颤。有些愧疚，时间越久，反而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