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末魏晋南北朝中正浑厚的读书音“洛生咏”
颜之推于《颜氏家训·音辞篇》写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从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经南北朝到隋朝重归一统，近300年的分裂，使得“洛下音”魏晋雅言分化成受吴语影响的南朝通话和受胡语影响的北朝通话。
颜之推对南朝通话和北朝通话的差异还做了公允的论述：“南方水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饨，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南迁的北方士族，处于统治地位，囿于门第之见，不与土著婚姻，以说纯正的魏晋雅言为荣，并使得吴地的士大夫纷纷效仿。然而金陵本就繁华之地，人口阜盛，北方士族杂处其中，在数代之后，浑浊厚重的雅言也沾染了吴语清悦浅柔的特点。而北方汉人失去统治地位，优越感丧失，加之胡人强权暴戾，朝野言语都深受胡语影响。
南北朝末期学者陆德明在其《经典释文》中指出：“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曾胡化的隋朝统治者意识到华夏对纯正的执念，为标榜其汉人正统，令陆法言等人正音。经过陆法言、刘臻、萧该、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商定，以东晋南朝士人讲的“洛下音”为基础，融合五胡十六国北朝洛阳地区语音，参考先朝各类韵书，“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博问英辩，殆得精华”，“剖析豪氂，分别黍累”，呕心沥血十余载作《切韵》，以合东汉太学中形成的官话“洛生咏”。
那读书音“洛生咏”是什么样子的呢？《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擅长洛生咏，因“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学之”。陆法言也在《切韵·序》写到“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可知其音重浊，有别于吴语和楚语的轻浅。时而至今，其腔调差别依然可以从铿镪顿挫的洛阳话、婉转轻柔的吴语以及清悦和美的湘语体会到。而在南北方汉语方言中，如晋方言、江淮官话、老赣语、老粤语、闽语，在某些区域仍保留不偏不倚、守正居中、中正浑厚的腔调，这极有可能就是“洛下音”。
二、隋唐宋时期清悦高雅的正音
限于古代的生产力、教育和通讯水平，只有极少数人能读书识字，统治者推广“读书音”有心无力，其仅能作为读书、科考、诗文、行政用语，无法扭转民间口语流变。到了唐代，口语和书面发音区别已经很显著，如武周时期，依靠告密当官的侯思止读书少，在朝堂之上用长安音发“猪”字被群臣耻笑，武则天在听说这个故事后也大笑。中唐诗人张籍在《永嘉行》中写到“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南方山重水隔，地旷人稀，相对安定；而北方平原生产要素优越，滋养人口，生发文明，是四战之地，所以各方势力争夺，胡人内迁，汉语受胡语影响，语言流变迅速，也使得当时文人学者没有发现汉语的内在演进规律——腭化：
1、 腭化使得舌上音dr/tr/dr/nr出现，声母音分尖团，唐宋时重唇音b/p分化出轻唇音f/f；
2、 腭化使得元音有规律地前移（如下图），韵母ao/au分别演变出近音ɛu/ou，ai/i 分化出oi/ei，o高化成ɑ/a，硬腭塞擦音ɛ/i/u在北宋末期演化出儿化音；
3、 腭化使得调值发生偏移，使得难以通过调值的形状来分别“平上入去”四声八调；
4、 由于发音部位的不断腭化前移，发音空间缩小，使得音韵发生合流，如声母dh/th/dh在隋唐派入ch/qh/zh，到北宋时声母ng有前移成y，介母y腭化为i的趋势。时人不知古音流变，以致宋祁、郑戬等人批评《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按照当时发音修《集韵》，还搞出类隔切、音和切、重纽的概念；
5、 音韵流变累积到宋末，更是大批量声母合流（如xh -> sh），介母脱落，音韵减少，脱离中古四等口型向曲折演化；
6、 反映南宋、金朝时期汉语发音的《蒙古字韵》体现出当时中原喉部送气音和翘舌音合流（参考受宋音影响的南昌话，只保留zh/ch/sh），腭化-非腭化声母的对立（如v-w），说明中原汉语口语已经腭化非常严重（参考现今的中原官话）。
虽然华夏文明传承有序，绵延不断，语音代代口口相传，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流变累积，时过境迁，数代之后，无法完全复原东汉 “洛生咏”。腭化使得音韵前移，调值偏移，语音由中正浑厚向清悦高雅演变。
三、胡语对北方历时千年的渗透
由于蒙古语、满语等阿尔泰语系至今发音浑厚，腭化进程远不及汉语，所以汉语从浑厚向清悦的腭化流变几乎可以断定是自身演进的结果。然而自东汉到宋朝，匈奴、鲜卑、突厥、羌、羯等胡人内迁，跨度千年，水滴石穿，渐渐影响了北方汉语的演变，并使得北方汉语方言呈现了很多胡语的特点。尤其是汉魏唐三朝在幽并燕一带安置了大量的胡人，胡汉杂居，后胡人做大得权，更使得此地区胡化深重：
1、 作为和中原王朝交往甚密的朝鲜，其人在《老乞大》一书中记载了鲜卑-契丹统治下汉人口语普遍存在入声，而三四百年后到元朝建立，高安人周德清根据元大都汉人口语编制的《中原音韵》里入声消失，浊音清化，介母脱落或平化，音韵合流，声调减少，同音字大大增加，辅音元音更多体现出阿尔泰语的特点，和宋朝音韵有着显著的差别。
2、 金朝攻灭北宋，占据中原大地，使得河南一带“庐人尽能女真语”。其后高度汉化，以华夏正统自居，自称汉人，反而把偏安南方继承汉人衣钵的南宋称为“蛮夷”、“岛夷”。当时，南宋使臣出使金朝记载，金朝统治者已经能够用汉语跟使臣沟通，只是受其母语影响，发音“直质”，说一口“钢板味”的宋朝官话。至于普通女真人胡言乱语，无法区分中古汉语精微的介母、四等口型、入声，送气音、翘舌音、平舌音的区别和其母语中没有的元音与辅音。
3、 元朝汉语继承了辽金的流变方向。在元初的韵书《蒙古字韵》里记载汉语还保留入声，而同鲜卑语相去无几的蒙古语没有短促音和入声，并影响到了毗邻华北的江淮，使得东晋雅言留存江淮官话入声紧音舒化，短促音消失，入声-t/-p/-k合流为喉塞送气音-ʔ。
4、 从距离燕京较远的中原还有入声残留，而远离燕京的南方诸省则普遍保留了完整的中古音韵系统，可以推断胡人比例越高的地方胡化越严重，汉语辅音元音更多向胡语趋合。而临近塞外的太行山区，由于其不适应游牧的生产方式，胡人进入少而免受胡语直接影响，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
四、明清两朝的官话
胡人跨度千年的内迁，影响深远，割裂汉人。明朝克复北方，推翻元朝，雄才伟略的洪武大帝鉴于当时北方胡化极其严重：穿胡服、取胡名、从胡俗，音韵不正，日常用语夹杂胡语词汇。而东晋雅言留存又受吴语影响，如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说：凡唱，最忌乡音。吴人不辨清、亲、侵三韵（ing/in/im<近古韵>）；松江支、朱、知（i/ü/i）；金陵街、该（iai/ai），生、僧（reng/eng）；扬州百、卜（ek/uk）；常州卓、作（wɔk/ɔk），中、宗（üung/ung）——皆先正之而后唱可也。所以参考旧韵、对比江淮官话、吴语、中原官话，以具有历史法理正统的洛阳读书音留存为基准编纂《洪武正韵》。由于几百年的语音流变，即使是中原读书音也在不知不觉中随口语流变，到明朝除入声紧音舒化，短促音消失，介母脱落严重外，声母翘舌音和送气音合流为塞（擦）音，腭化严重的变为翘舌音，或派入平舌音，如不分非和敷（b/p<中古音>）、知和照（dr/dh）、彻和穿（tr/th）、澄和床（ch/cr）、禅和部分床（zh/zr）、泥和娘（n/nr/nh）。
靖难之役后中国统治中心重回北方，带去了大量江淮人口，使得北京话沾染了n/m不分等吴语的特点。同样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正韵》也只是在朝廷和读书人中使用，无力改变北方话受胡语千年渗透，特别是辽金元400余年统治影响下的流变方向。
明朝末年，操通古斯语的满人入主中国。而满语与汉语差异巨大，辅音元音很少，元音不分短、中、长和硬颚塞擦音， “满洲人初读汉字，每不能发正确之音”，受其影响并形成了现今汉语通用语普通话。
历时2000年迭变，清代学者段玉裁已探究不出《切韵》中“支ɛɛ/脂ii/之ii”韵为何三分，清朝区分尖团音、保留入声的读书音《佩文诗韵》已经和隋朝韵书《切韵》相去甚远，其传承到清道光年间被废止，到民国白话文运动兴起，读书音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读书音与白话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不同于百姓日常交流口语“白话”，“读书音”系承魏晋雅言，在历史长河又随“河洛”一带汉人口语方言流变腭化，先后又被称为“通话”、“正音”、“汉音”、“官话”，是汉人王朝的官方用语。只是随着汉语通用语受胡语影响不断劣化，汉语音韵美丧失，诗词歌赋也随之没落。
而今汉语方言划分，把受阿尔泰语系影响的北方口语方言称为“官话”有偷换概念之嫌，实为不妥，毕竟粤语、赣语等南方汉语才更接近中古汉语的官方通用语。
另外，江淮官话、赣语、粤语、客语的中古汉语音韵保留完整，有的地方还非常纯正，当今科技发达，技术完备，教育普及，能否考虑选其中一个方言作为汉语通用语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