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历史上，尤其是在战国向统一的秦帝国过渡的历史巨变时代，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吕不韦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历史人物。吕不韦之奇人奇事、奇文妙思可谓空前绝后。两千多年来，对于吕不韦其人及《吕氏春秋》其书之荣辱是非，众说纷纭，争讼不已。由两汉时期的表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其人其书的缄默态度，再到明清时期的“人书分离”，贬其人而褒其书。在名教思想的支配下，吕不韦的“以吕易嬴”“以位易宗”成为人们的千古笑柄，而对其书则认为“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直至近世，随着吕氏名位的复崇和吕学价值的提升，吕不韦最终被定位于“杂家之祖”的学术地位。
吕不韦之传奇人生
吕不韦，战国末期卫国濮阳人，阳翟富商，家累千金。他曾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当时秦国庶子异人正在邯郸做人质。因其在秦国地位低下，在赵国不受待见，处境十分窘迫。吕不韦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于是想法与异人结交。当时秦昭襄王立安国君为太子，其最宠幸的华阳夫人却没有子嗣。吕不韦便游说异人，说可以帮助他回国登上王位。异人十分感激，并承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通过各种手段博得华阳夫人的信任，使子楚（华阳夫人为楚国人，异人改名子楚）立为安国君子嗣，并“请吕不韦傅之”。这是吕不韦涉足秦国权力的起点。
安国君继承王位不到一年便去世，子楚顺利登上秦国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后拜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吕不韦一跃成为秦国最有权势的人。异人质赵期间，吕不韦将其深爱的一名美貌、擅舞并怀有身孕的爱妾献于异人，后来成为庄襄王子楚王后、嬴政之母赵姬。因此，《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将“嬴政”称为“吕政”：“吕政者，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政。”
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从此开始了秦国历史上著名的“仲父专政”的十年，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王年少（十三岁），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此所谓“大臣”，不是别人，正是表面上作为“仲父”、实则秦始皇亲生父亲的吕不韦。吕不韦“投机”于秦落难公子，用献“知有身”之爱妾的手法，敲开“太子之门”，以自己的血脉替代王家血脉，一步步登上了秦国权力的巅峰。后世多以此诟病吕不韦的道德人格，认为其是阴谋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但无论如何，吕不韦“以吕易嬴”留下的血脉嬴政，成为对统一中国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千古一帝。
吕不韦执掌秦政十年，揽内政外交于一身，实行的是前所未有的集权。在其当政期间，秦国经济发展、百姓殷实、民风纯正、国力强大、政权稳固。在对外战争中，六国节节败退，秦国大举进攻，一个统一的、强盛的、高度集权的新王朝已经呼之欲出。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历史趋势，并以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秦国统一天下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而保持住天下才是真正困难的事，即其所谓“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国如何治理？推行何种政策才能确保秦国长治久安？他不同意自秦孝公以来几乎独尊法家思想的基本国策，必须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治国纲领。以此为主旨，在秦王政亲政前两年，吕不韦召集天下名士，开展了一项文化建设壮举——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如果说，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与诸侯纷争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的，那么，《吕氏春秋》则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而出现的。
秦王年少时，可以听从“仲父”摆布。后来及至“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这必然引起秦王政的不满。及至秦王政九年，二十一岁的秦王开始亲政后，吕不韦与嫪毐、太后及秦王的多重矛盾开始凸显和尖锐起来，吕不韦成为这些矛盾的聚焦点。他思考再三，决定挺身而出、迎接挑战。于是他大胆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向秦王嬴政进献自己主编的《吕氏春秋》，以教诲这位刚刚亲政的“新王”端正政治路线，以为国家和吕不韦个人保有出路。事实证明，这只是吕不韦的一厢情愿。其与秦王嬴政的政治主张除了都希望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一相“同”点之外，在“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法天地”还是违背天地之道、肆意而为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秦王政打造的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家天下”之传子王朝。他从掌权的第一天开始，就大兴土木，建陵墓、造宫殿、求长生不老仙药，简直是为所欲为。他不事教化，把刑罚当成治国的唯一手段。这一矛盾终于发展到秦王唯恐吕氏势力尾大不掉，先是与太后一起精心扶持嫪毐，以抑制吕氏势力，后以嫪毐生反判之心，发动兵变之行，一举铲除嫪氏团伙。
虽然秦王政以吕不韦“奉先王功大”为门面，暂时未对其下手，但一年后，终以“事连相国吕不韦”之由，免去其相国之职，将其逐出京城，“就国河南”。具有“天下为公”伟大理想和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吕不韦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利用这段艰难时日完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六论”部分的修订和“八览”部分的定稿。这即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也正是“八览”较之“十二纪”“六论”显得较为粗糙的原因。
其间，不断有各国的宾客使者去问候吕不韦。秦王恐其叛乱，就写信给他，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忖度自己的处境已被嬴政逼迫到极点，恐日后被杀，遂饮酖自尽。一代阴谋家、政治家、思想家就此了结掉自己传奇而悲壮的一生。《史记·索隐》中说：“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
《吕氏春秋》之奇文妙思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百花争艳的春天里，荼靡花最后开。它的开放，表示春天已经快完结了。‘开到荼蘼花事了’。在先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杂家是一棵荼蘼花。”杂家的鼻祖就是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成语“一字千金”即源自于此。
以“春秋”二字定名史，起始于三代（夏、商、周）。这与当时人们的记时观念密切相关。《易经》以“乾”、“坤”代表天地，以“屯”、“蒙”代表开天辟地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后来人们一点点开化启蒙，开始有了“年”的观念，再后又了“季”的观念。最初只设两季：温和而万物苏生的春季和秋风萧瑟而又果实累累的秋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春秋时期，故这一时期的诸子文论中只有“春”和“秋”的概念，还没有“冬”和“夏”的概念。由此以“春秋”指代“年”，然后又指代按年编排的史籍。据说，有人记太丁（商纣王的祖父）时事，书名即为《殷商春秋》。到了东周，“春秋”之书名更是为列国所认可。除鲁之《春秋》外，还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故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列国之《春秋》典籍在秦火之后，基本失传。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史《春秋》传下来了，并且成为编年体史籍的范本。《吕氏春秋》则尝试走出呆板的时间序列，寻找事物、人物之间更深层的联系，取纪、览、论的形式加以编撰。
后世给先秦诸子冠以“集大成者”称号的不在少数，孔子、荀子、韩非子先后获此殊荣。然而最配得上这一称号的，恐怕非吕不韦莫属。《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思想巨著，是先秦时期唯一一部作者明确、成书时间明确、吸收先秦诸子学术精华最为丰富、保存最为完整的子书。《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在“杂家”之类：“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气所长也。”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评价说：“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之言。”该书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可以说是集先秦道家之大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是博大精深、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不朽之作。
《吕氏春秋》是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该书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是先秦诸子著述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具有谨严体系的学术巨著。在此之前的诸子论著多为单篇结构，谈不上有什么全书的框架结构。《吕氏春秋》则是第一部具有全书框架结构的著作。其纪、览、论之内容设置是经过精心编排的，而且其单篇文章的结构也是十分严密的，论据充分，论点清晰，论证简约，每篇都给人一个明白无误的主旨。
《吕氏春秋》是一部“集六国时事”和“见王治之无不贯”的王政全书。吕不韦麾下的幕僚、谋士对六国败亡的历程及原因了如指掌。吕不韦组织他们写出来，目的是引以为鉴。《吕氏春秋》实际上就是一部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关于如何实施王者之治？吕不韦把当时诸子百家的主张加以贯通、消化，得出了霸王并用、法德兼治的结论。他为中国此后的政治设计了粗略的蓝图。《吕氏春秋》二十万言，洋洋大观，归结起来，就是“天子之事”，是写给未来的“天子”看的。元代陈澔在《礼记集说》中说：“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其眼中的“兴王”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名振古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其所要“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前代王朝之翻版，而是空前统一、疆域辽阔的秦王朝。所谓“典礼”就是为这个新王朝制礼作乐、献计献策。当代学者孙以楷等评价说：“《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最后一部不朽巨著，它通过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全面整理继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集大成的理论体系，这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理论要求，它的结构体系及其观点，支配中国人思维方式达两千年之久。”
《吕氏春秋》是一部可与《易经》《诗经》等不朽经典并肩的传世之作。司马迁大赞《吕氏春秋》，将其与《诗经》《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韩非子》等先秦经典著作相提并论。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认为这些经典著述，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自然司马迁也是借此述说自身的遭遇及抱负。在吕不韦的心中当然有“悲愤”，是对秦王不能体察其一片赤诚之心的大悲大愤！韩非子的“孤愤”“说难”及被迫自杀之悲惨命运又一次在吕不韦身上得到了验证。
抛开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父子之亲缘关系不论，仅就其政见异同及后果而言，秦始皇既是统一中国的胜利者，又是治理上的失败者（秦王朝仅仅维持十五年，二世即亡），可谓是“胜利的失败者”。反之，吕不韦虽然是政治上的牺牲品，但其《吕氏春秋》之主张，却在西汉初年基本实现，并被后世所逐步重视，可谓是“失败的胜利者”。如清代学者毕沅所言：“庶几立言不朽者矣。”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点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
《吕氏春秋》之亮点选粹
亮点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以民为务”的民本思想
《吕氏春秋·去私》曰：“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五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吕氏春秋·贵公》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尝试观於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认为，天下属于万民，并接连用四个“无私”阐述天地的“公平无私”，主张天子法“天地”，以公平无私的态度对待民众。《吕氏春秋·有始》曰：“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此乃中国古典文献中首次提出“大同”概念。这是汉代戴胜《礼记·礼运》篇提出“天下为公”和“大同”理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吕氏春秋·爱类》曰：“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把民众看作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强调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切实为民族攘除灾祸、创造福祉。
亮点二：树立“国士之容”的人格理想
《吕氏春秋》将“士容”篇作为全书的归结，借以向世人宣示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一是既柔顺又刚强，即所谓“柔而坚，虚而实”；二是志向高远而又能办实事，即所谓“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三是具有涉难而前的大勇精神，即所谓“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曰”；四是一心为公不图私利，即所谓“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五是超凡脱俗可为世之模范，即所谓“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六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即所谓“富贵弗就而贫贱弗去”等。“此国士之容”，就是能够治理国家的士人应具有的精神容貌。这种士人一旦君临天下，也不会自高自大、放肆妄为，有“此国士之容”，连海外人士都会真心臣服。
亮点三：倡导以贵生、全生、顺生为主旨的养生论
《吕氏春秋》提出独具特色的养生论。其一，“六欲皆得相宜”的“贵生之术”。《吕氏春秋·贵生》提出，凡有害于生命的事不去做，就是养生的方法。该篇认为，人有六欲，即生、死及耳、目、口、鼻的欲望。耳、目、口、鼻各有其欲望，但只要对生命有害就会被禁止。反之对四者而言，即使是本身不想去做的，但只要有利于生命就去做。“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该篇最后引用道家人物子华子的话，描绘了人生的四种境况：“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全生”，即“六欲皆得其宜也”，就是人的六欲都得到适当的满足。“亏生”，即“六欲分得其宜也”，就是六欲部分地得到满足，生命的天性部分地受到了削弱和抑制。“死”，即“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指由于正常的生活欲求得不到满足，而过早地死去了。“迫生”，即“六欲莫得其宜也”，指在屈从、耻辱中度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进而提出：“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这种把“生”与“义”联系起来，认为不义而生不如为义而死的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发扬。这是一种包含了正负数的人生计量框架。包含着批判和向往。批判的自然是第三、四两种情形。其二，“顺生”说。人要活得轻松如意，就得顺势而行。《吕氏春秋·重己》曰：“世之人主贵人，五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所谓“顺生”，即懂得节欲；所谓“逆其生”，就是纵欲。纵欲者其害无穷。小而言之必亡身，大而言之必亡国。其三，去害就利说。《吕氏春秋·尽数》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天地变化发展过程中，总是有有利的一面，也会有有害的一面。此即为天地之本性。因此，只有懂得去害避害的人，才能不生病和少生病，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知本”的聪明人。其四，节食保气说。关于饮食养生，《吕氏春秋·尽数》说得很细致，强调不要大吃大喝，不吃过多油腻的东西，不酗酒，不吃过于甜、酸、苦、辛、咸的食物，要按时进食，不要暴食暴饮。这些常识错误后世养生的珍贵要诀。不仅如此，饮食时还要“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强调饮食时精神要放松，身体各部位处于愉悦状态，使全身都能接受精气的滋养。这种“精气说”源自于齐国的稷下学派，《管子》中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其要旨是认为人的健康关键在于精气的健旺，人一旦失去了精气，就什么也不是了。常言道：“一个好心情，胜过十副药。”吃出一个美好的心情，要远远胜过数剂良药。因为吃的本身就是为人体提供营养的重要途径，若是情绪极坏，就会影响到营养的吸收，甚至损害身体。
亮点四：以节欲、适欲、正欲为主旨的“人欲论”
《吕氏春秋·情欲》提出了富有吕氏特色的“人欲论”，认为“天生人而有贪有欲”，但“欲有情，情有节”。如果情欲失去节制，“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贪欲会导致生命“不顺”。因此，“圣人必先适欲”。只有“适欲”的人才是真正爱惜生命的人。与之相关的就是“正欲”，只有用人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益，才能叫做“正欲”。“欲不正，以治身则天，以治国则亡。
亮点五：主张“离俗”的清廉论
针对当时社会的低俗化现实，吕不韦主张“离俗”，走出低俗，走向高尚。其所谓高尚就是“廉”。《吕氏春秋·离俗览》曰：“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意识是，平民布衣都应该清清白白做人，为官为臣者都应该廉洁奉公，都应该中规中矩。这样的人、当官的人，愈是穷困，愈是光荣。即便穷困而死，天下人也会愈是敬仰他的。吕不韦的这一主张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直至今日，“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的怪相仍然大行其道。
亮点六：寓意深刻的“寓言群”
有人说，《吕氏春秋》是一座春光满目的寓言大观园。据统计，《吕氏春秋》中共有寓言和故事三百多个，内容丰富多样。而且一般都用三四个故事组成“寓言群”来阐明一个主题。例如，《吕氏春秋·淫辞》篇不过七百字左右，竟接连用了六则寓言故事。《吕氏春秋·察今》接连讲了“引婴投江”“刻舟求剑”“循表夜涉”三则寓言故事，用来讽刺那些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不知变通，不懂得根据客观实际采取灵活对策的人。
亮点七：重视机缘的“遇合”论
《吕氏春秋·遇合》：“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凡是受到赏识者，一定是遇到合适的时机。时机不适合，一定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再行动。吕氏所谓“遇合”，原意指受到君主赏识，旨在说明由于君主各有所好，因而士人遇合无常。吕氏指出，君子虽然追求功名，但他们不图苟且侥幸，“必待合而后行”。但君主对他们往往不了解，不爱慕，使他们得不到赏识，而愚昧的人反而得到重用。吕氏对君主用人的昏聩惑乱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和警告：“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宜遇而不遇者，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君主也好，说了算的“一把手”也好，在用人方面都逃脱不了个人所好。也总有一些“蝇营狗苟”之徒专事投其所好而得到重用。君子或正直之人虽有贤能，但只有得到尚贤之主“遇合”，才有机会进士。吕氏强调：“凡举任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群孽大至，身保死殃。”他认为，举荐贤才的根本，最上等的是凭道德，其次是凭事业，其次是凭功绩。此三者不能举荐上来，国家一定会残破灭亡，各种灾祸就会一齐到来。
于今体悟吕氏“遇合”思想之深意，有两点感受：一是个人要得到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个人的良好德行、本领和业绩，再加上主要领导的赏识，好人的举荐，同事们的帮助。这其中包含着天时、地利、人和之“机遇”。无此机遇出现或者有了机遇抓不住，都不会成功。二是芸芸众生、茫茫人海中，你我他（她）之所以能够相遇、相知，进而成为亲近家人、真诚至友和团结共事的同事，均乃机缘之合，可遇不可求之者。故无论在位或退位，均须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