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一个四线的小县城，除了大学求学和在省城工作的几年，我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现在站在高楼里，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对面楼里人家的灯光，楼下马路的汽车，无数的人汲汲营营地忙来忙去，忽然，在远处绽放的一朵烟花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儿时充满香气的年味记忆。
小的时候，我住在城里的大杂院，三口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当然，和我们有同样情况的还有七八户人家。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母亲将一只放满了蒜和醋的瓷罐封好口子之后，过年的准备就此拉开了序幕。我还没有放寒假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开始打扫屋子，换洗床单、被罩和一冬天的脏衣服，忙碌好几天，我也就拿着寒假作业开始了寒假生活。父母没有时间关注我的期末考试成绩，而我也只是关注哪天能和母亲一起去栈房街。
那时候，我们这个四线小县城还没有超市，离家二里地的地方有一条街，名字叫“栈房街”，街很窄，两旁是贩卖各种食材的小贩。每次来到这里我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条街充满着香气，鱼和肉的香气，各种调料的香气，还有各式的零食，即使实在物资不如现在丰富的九十年代，也让我眼花缭乱，垂涎不已。我扯着母亲的后衣襟，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母亲的目光离不开鱼肉和蔬菜，对于我的诉求她只是随便买几样对付了就好。
作为每年的三好学生，放了寒假的第一大事还包括寒假作业，每年我都要赶在年前把寒假作业统统做完，以便年后有大把的时间出去玩，于是在母亲炸丸子，炸豆腐，做烧肉，准备过年各样吃食的工夫，我趴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时不时地去厨房偷吃一两颗丸子和豆腐。鼻子闻着香味，嘴里吃着好吃的，耳朵里是“刺啦刺啦”煎炸食材的声音，写寒假作业的时候竟下笔如有神，效率奇高。
过年前总要下一场雪，把院子和街道装扮一番。终于捱到了年三十，一大早起来，父亲就已经开始出浆糊了，祖父和父亲都是裁缝，出浆糊是裁缝的基本功夫。父亲把热滚滚，还冒着气泡的浆糊糊在对联的背面，齐刷刷地贴在门框上，母亲拿出几天前买好的窗花，仔细地粘在窗户的玻璃上，一切齐活后父亲放一挂鞭炮，过年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大杂院的各家各户也纷纷贴对联，粘窗花，和着院子外各家各户的鞭炮声，轰轰隆隆，噼里啪啦，宛如一曲交响。邻居的大人见面会拜一个早年，小孩子们则穿梭在自家厨房和院子，出出进进，鼓着腮帮子在地上寻找刚才没有燃放的鞭炮，然后埋在雪里，炸开一朵绚丽的雪雾。
夜幕悄悄降临，玩累了的小孩子们各回各家，距离吃年夜饭的时间尚早，我满心期待地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春晚的开始。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有线电视，闭路电视也只是有钱人家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所以除夕之夜我最担心的莫过于仅靠一根室外天线的电视机无法收到中央电视台而错过了春晚。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家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和春晚一起开始的，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持续了许多年。
炮竹炸裂的火光照亮了夜空，一个转瞬即逝，另一个接踵而至，就像是这辞旧迎新的夜晚，这些绽放的烟火不是在争奇斗艳，而是它们共同点燃了城市上空彻夜的灿烂。初一的早晨，邻居们都起得很早，互相串个门，拜个年，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去奶奶家，去姥姥家，小孩子的世界无非是吃和玩，而大人的世界得等到许多年后我才会体会。这段时间总是溜得很快，一眨眼便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白天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完了闹红火，晚上赏完了灯，照完了相，吃完了元宵，这个年就算圆满结束了，我很不高兴地收拾起书包，准备新学期的开学，父母也重新支起裁缝的摊子，为了新一年的生计开始忙碌。
时过境迁，我们家从大杂院搬出，住进了独院，又搬出住进了楼房，生活的条件越来越好，可是儿时过年的味道却荡然无存。那些过年才能饕餮一餐的美食现在只要想吃，随时都可以吃到，期待已久的春晚也变得索然无味，加上禁炮令的实施，过去似乎是漫长的等待现在都变得十分廉价，都失去了珍惜的意义。游戏和麻将不是我的最爱，和三五好友出来玩，每年都是同样的节目，我不禁在想，是我们成长了，心里越来越不容易满足，还是时间把过去的美好记忆重塑成现在的样子？
不管怎样，我们的传统没有丢，不然在这寒冷的冬日不会有红色的炽烈；我们的心情没有丢，不然不会有每年30亿人次的春运大军；我们的记忆没有丢，不然不会有我写下的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