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0年,以一场病毒性肺炎所引发的恐慌开始。
(2)
我个人是信命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种信。
宿命论的一个好处是,每每被迫卷入社会事件,成为“城门失火”时被殃及的池鱼,我个人并不在意是否真得会成为不幸者之一。
往好听了说,这叫豁达,往不好听了说,这叫漠然。导致我有这种心态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相信事态的真相,介乎于官方与非官方两者口径的中间,而非任何一方。情况既不像官媒口中渲染地那么乐观,也不像某些非官方说的那样悲观。
《小马过河》是篇好文章,碰巧那时我还是语文课代表。
所以——
非典时期没抢过板蓝根;福岛核泄露没抢过盐;玛雅人的2012末世论大行其道,我躺在被窝里蒙头大睡,第二天,阳光果然依旧灿烂。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标榜自己多么有先见之明,只是单纯地认为,当被迫成为某一社会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时,过度的反应,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冠状病毒如洪水猛兽般的当下,我亦不打算做什么过度反应。
(3)
不过度反应,不是不反应。
减少不必要的出门、必须出门就带上口罩、叮嘱关心的人做必要的防范。
我觉得,做到这里,也就足够了。
再多做一件,都是越雷池——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而不是在一旁打着“帮忙”的名义裹乱,把道听途说和妄自猜测说得一本正经、言之凿凿,不是智商堪忧,便是居心叵测。
(4)
互联网时代带给人类的一大弊端,在于公众对“专业”二字的不尊重与鄙视,终于找到了一个听起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的理由:“跨界”。
更早之前,跨界的另一种说法,叫无知者无畏。
这种无知无畏在每有群体性社会话题爆发时,总能呈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具体到此次病毒肆虐时期,表现为香油防病毒、熏醋防病毒、喝酒防病毒、抽烟防病毒……
日本鬼子用了八年才“逃”出中国,着实不易。这句话放在当下的场景,或可以表述为:病毒在如此密集的火力围剿下还能造成如此大范围传播,着实不易。
这不是“好心做坏事”,这是“唯恐天下不乱”。
郭德纲每每提及相声的没落,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半道出家的“同行”者的不屑。如果连相声这门手艺都需要严格的培训后方能登台表演,凭什么在防治传染病领域,可以随意大放厥词?
(5)
作为每一次规模性社会事件的被迫卷入者,这些年来最大的感受是,资讯的发达程度,也许已经超过了这个社会可以容纳的临界点——精英主义与英雄主义被群嘲之后,普通民众在获得了从未获得的自我表达之权利的同时,并未同步自动获得如何使用这种权利的能力。
我虽不赞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断,但也绝不敢恭维当下如此在公众场合肆意表达自我意见的现状——“非蠢既坏”式的观点表达一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