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成立责任内阁始终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未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要立即召开国会宣布责任内阁，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朝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清廷的犹豫徘徊使赞成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镇国公载泽为此上了一个充满愤怒的折子，批驳那些反对立宪的人具有肮脏心灵，他们其实只是担心自己权利丧失，因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不利于官。立宪体制建立后，不论各省督抚，还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们的权势都会相应削弱，且必须接受议会监督。这是他们反对立宪的根本原因。
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原则和东西洋立宪国家通例，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就必须保证君主永远不出错，君主永不出错，除了不再处于权力要冲，直接处理国务外，还必须严格禁绝皇亲国戚出任政府要职。皇亲国戚、满洲贵族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担任政治职务。这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基本原则。然而，清廷在5月8日发布的内阁名单中，十三个阁僚竟有九个出身于皇室或皇族，于是舆论哗然，国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朝廷应该痛下决心，撤销这个被称为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的变态机构，重新遴选合乎宪政要求的人。无奈，清廷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掉链子，无耻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中大权统一于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权力，不愿接受各方要求给予适度调整，更不要说撤销了。清廷的这一举动，可以说大失天下人心，把他不能得罪的人全给得罪了。
第二件事是载沣宣布将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后来发展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清廷从湖北调兵镇压，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民变。此时摄政王才如梦方醒，他急忙下罪己诏，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召开国会，赦免政治犯，并命资政院速立宪法。
然而为时已晚，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