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她们以及她们的长发

曾经

封闭的梦境里，第一个令我幻想不尽的女孩就要数程梨。程梨从小长得漂亮。她漂亮得平淡、亲和，不带给同龄男同学以畏惧感，不会令低龄男孩感到压迫，也不至于让高龄男人产生出占有欲。那时候没有“邻家女孩”这种说法，否则用在她身上非常合适。程梨也知道打扮，但不过于打扮。从未听说她小学时代参加过舞蹈、唱歌、乐器之类的训练，她的绘画水平比我糟糕，和班上其他同学相距不大。程梨喜欢笑，每天除了沉默的时候外她总在笑。她从不拒绝别人，她是我初中三年唯一喜欢过的女生。

我愿意像她那样生活，可她从初二开始起便不再与我交谈。我对她的仰慕只能伪装起来。她坐在我后排位子上，因为她个头比我高几毫米。她喜欢我们女班长的男同桌，那个男同学个子要比我高几厘米。

这理所应当。几年后，高中女同桌告诉我，我的瞳孔漂亮，它们是浅咖啡色的，同时她问我过去有没有恋爱过；我说了程梨与我的那些事，她说“这不算”，此后便再没与我交谈过这个话题。十九年后，我妻子告诉我，这个高中女同桌应该是喜欢我。“你的瞳孔颜色黯淡，盯着人看的时候，对方会发毛。你的眼神太尖。”这样就解释了程梨对我的态度。她不喜欢我看她。

她不喜欢听到我谈论她。我也不喜欢听。最初，有身边的男同学我问对她作何感想，我如实回答，之后他们便将此事以最快速度传到了程梨耳边。他们当然不会是想帮我——假如程梨因为听到我的呼唤而开始与我交谈，那样才算是帮——他们是为了达到让程梨更不理我的目的，顺便他们也能找到机会，自己与程梨说上话。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但我知道，程梨并不是讨厌我。她是程梨，她不会讨厌任何人，她只是不理睬我罢了。就像过去我上小学时班上那些女生们一样。

程梨喜欢的男生和她是小学同学，他们两家住的很近，非常近，我亲自去丈量过。我曾去那男生家里玩，从他家出来后，我摆脱人群独自离开，顺着小区之间的窄巷找到程梨的家门口。那幢住宅楼建在一座农贸市场旁边，一楼有卤菜店、超市、花店、影碟店、垃圾站，气味浓烈，距离那男生家大约不到五百米。他们可以每天并排骑着捷安特自行车一起上学放学，他们必然会这么做，就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但我并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并排骑车的画面。我只是禁不住那样想象。

这样的想象令人舒服。与其说难受，倒不如说更使我心安理得：我就应该是这么低微和失败。

那个男生面黑，干瘦，四肢细长有力，常玩篮球，腰板直，与我十二年后读到的白嘉轩的形象无尽相符。程梨与之相配，喜欢穿白衣，春天秋天是高领毛线衣，冬天是红围巾加白棉袄，暑假我见不着她，只是无端地想象她多半穿着光滑的白衬衣，就和我母亲相仿。他们俩就该在一起，同时我也就该像现在这样。

于是从那时起，我纷繁复杂的想象力开始迸发出来。它们成为了我的思维习惯，造就出我今天的这副模样。

我最爱的是程梨的头发。此后二十多年里，我见过太多这一类的直发，有时一天在地铁上能见到近百个这样的长发从女人们的脑后哗哗地洒落下来，其中不乏极其好看的，但我怀疑它们全没有程梨的长发那样“妥当”。程梨的长发无电无油，甚至并非全黑而是带些微棕，有时她从我面前走过，正巧电教课代表忘了关闭讲台上的幻灯机，橙色的灯光穿越她头顶悬浮的几根发丝，一道道铜色的亮光绕着她的头顶闪耀，照亮我的视野。糊涂的电教课代表很快被班主任赶下台，因为幻灯机灯泡寿命短，放着不关必然会烧坏。之后，我因为种种缘由，成了新一任电教课代表。

不过我从未胆敢晾着幻灯机不关过。

看不到程梨头上的发丝并不要紧，我可以听，可以闻。程梨在我身后梳理头发，她双手拢起两束发丝，将其各自归位到耳垂后方，然后她闭上眼睛，左右摇晃头颅。这时我可以听到沙沙的声音。发丝的味道也因她的摇晃而朝周围的空气里荡漾开去。我截留这些空气中的一部分，将其吸入身体里。我甚至能“触摸”到她的头发。春末夏初的教室，窗户打开，电扇旋转，从她头发里吹过来的风碰撞到我的后颈及面部皮肤上，我感到那是一种有温度和湿度的风。

我亲手摸她头发仅有过一次。老教学楼的木质桌椅产自七十年代，初二下学期的一个上午，她坐坏了椅子，摔在地上。我们围过去，笑着安慰她，我趁机伸手上去拍拍她的头顶。

只有我爸妈才这样拍我的头。她对我说。

初三，全班搬进新楼，新型桌椅由胶合板、钢管、不锈钢螺钉螺帽精心打造，可以想见在一百年内都不会被人坐坏。

那天晚上，我在浴室架子上看见一瓶洗发水，瓶身印刷着女明星洒下一头如黑芝麻牛皮糖般色泽的长发的画面。我把它夹入双腿之间，将莲蓬头的热水调到接近人体的温度，闭上眼，使用想象，放水，泄出。不过我并没有在这样的场合下使用过程梨的想象素材，以后许多年也从没使用过。

就算我这么做，让程梨听说了，她也会认为我不值一晒。我是又一个矮丑无聊的男生，只因为她长得漂亮、人缘好、成绩好、说话声音香甜就无趣地喜欢她来。我时常想象她坐在我身后，越过我平秃丑陋的头发看黑板时她心里的表情。当我因“没带作业”被拎上讲台，或因《数学之友》小测验不及格而哭泣时，我总能想得到她当时看我时心里的想法。

我不再同程梨说话，正如她不再同我说话一样。

后来，在911事件后第一个平安夜，我们去班主任家里聚会，程梨问我，是否记得1998年秋天，我们班开学典礼当天发生的事。我回答说，那天我们班开会秩序非常混乱，散会后班主任罚我们所有人坐在教室接受训话，不准回家，非常无聊的一天。

她说，那天在会场，你坐我旁边讲了好多笑话，笑死我了。你现在还记不记得那些笑话？

她的脸被我避开。但我能从空气中闻出她的笑意。我说，我记得你那天穿一件白色运动衫，但是那些小学生时代听来的笑话我早就全忘记了。

她继续笑道，你肯定是弄错了，我从来不穿运动衫的。记不得的话那就算啦。

我听到从程梨鼻尖上发出一种尖锐的抽吸声。到了北京奥运会那年，又一次初中同学聚会，程梨没参加。女班长告诉我们，她喜欢的那个男生在初中毕业后去了美国。女班长说，二零零一年那次平安夜，她看到那个男神沉默地提前离开聚会，而程梨自己也很不开心。

那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小学生笑话。

我提出要给老同学们讲几个笑话听听，还没开始说，大家的话题一下子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并引出了大量的笑声。我便不再开口。

之后

二零零一年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程梨，而我依靠幻想来保护自己的情况越发加重起来。

我依次观察了高中班上所有女同学以及女老师的头发。高中位于南部老城区，除我以外的学生都住得离学校不远，而学校的德育处主管是个五十几岁声音洪亮的敏捷老太太，这导致高中期间没人敢将头发搞得很漂亮。但是，我仍喜欢上了高中的女班长。

初看时，班长的头发和她的身高及长相一样平凡，是黑色的马尾。马尾在班上女生的后脑勺上占据统治地位，乍一眼看上去全一样。但我坐在班长身后的位子，很快就观察出班长与其他人的不同。班长的马尾黑得深刻彻底、义无反顾，找不出一丝杂色，且光洁度惊人，教师日光灯管和投影仪灯光在她头顶反射出大量白色光芒，好似满月；每周一下午班会课上，它还会反射出彩色的电视显像管光晕。班长的发丝直硬，和她的性格一样刚强，宁折不弯，说一不二，说要我放学留下来打扫卫生就硬要死盯住我，直到检查完每张桌椅下方的灰尘后才肯放我回家。整理好所有卫生用具后，我跟着她走出校门，看着她的马尾如同一段不锈钢弹簧般，在她脑后轻快地跳跃。

十二年后的初冬下午，我依然一眼就能认出她的头发。我那天穿着黑色呢子大衣出门办事，她穿着同样黑色的呢子大衣在大楼里等电梯，肚子已经有七八个月大。她已经没有了马尾，不过每一根发丝仍能各自保持住强大的劲道，以一种微妙的弧度弯曲在她肩头。我们互相打了一声招呼，说了两句话，总共大约二十来个字左右。

今天搞卫生辛苦啦。你打扫卫生还挺厉害的嘛。走出校门后，班长用不容置疑的笑容对我进行评价，然后甩动脑后的“弹簧”，转身骑上车走了。我扶着车龙头，确定她是几年来第二个肯对我发出笑容的女生。她对我的评价的确是客观的，初中时程梨喜欢把自行车停在学校垃圾站旁边，因此那时候我在垃圾站旁边打扫落叶和垃圾的手法一贯很高明。

晚上，我闭上眼睛，想象班长用持续不变的笑容注视我，听我讲完我心中所有一切的不忿。我感到她的马尾开始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滑，开始拥有她滚烫的体温，开始在我掌心持续地膨胀并且扭动。被窝中，我的随身听嘶嘶运转，耳机中的乐曲在我脑中逐渐变得断续停顿，次日清晨，我醒来时，它的电池已经耗尽。

我并未重复初中时的教训，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断接受团支书的文艺表演命令，当着全班的面说相声，演小品，演哑剧，唱故意走调的歌。我坐在座位上，低声朝班长传播笑话，除了小学笑话之外，另增加了初中的笑话。打扫卫生时我的劲越来越大。在梦中，班中总会因此而对我大笑。

那只是梦。醒来的时候，班长只会在我当全班的面做出滑稽表演时，跟其他同学一起苦笑。我猜我的地面卫生搞得很好，这人人有目共睹，却没能猜到在不久后，我因为能够将地板弄得特别干净而被班主任调去了办公楼，给校领导专用的走廊拖地。我后来一直在那里拖地，一直拖到高考结束。

班长是不会喜欢你的好不好，相信我吧，你这呆鹅。女同桌屡次打算说服我放弃妄想。她向我指出，班长和其他女生一样，喜欢高大、帅气、阳光、外向、会打篮球的男生。

女同桌是班长的初中同学及好友。她告诉我：班长父亲是军人，十几年前保卫过首都；班长和自己母亲常在家里发生争吵；班长初中成绩不好，脾气也坏，初三时因为家里出了一件事，让她性格变了，成了现在这样。女同桌认为，班长是个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惹不起的一个女生。女同桌要我离班长远一点。

唉，我说你烦不烦啊？告诉过你了，班长讨厌你。我也讨厌你。什么时候你不要这幅样子在我和她面前出现，或许说不定我们还会不那么讨厌你一些。女同桌对我说。

初夏的下午，体育课改成的自习课，班长宣布今年暑假来校补课的事。然后她歪着脑袋倒在桌上睡午觉。马尾辫粗壮，蜷曲在她右肘尖附近，受到外力压迫而高高鼓起，仿佛随时要因弹力而发射出去，飞向远方。

女同桌启发了我。我开始幻想自己死掉之后所发生的事。最理想的时机是类似秋游之类的活动，全班出去爬山，我从山崖上掉下去。追悼会由班长主持，她非常难过地对大家说：我们小看了他，我们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然后，最关键的反转情节出现，我并未摔死，而是艰难地返回追悼会现场，在众人惊叹的目光下与班长重逢，并大度地接受了她的致歉。

之后，闹钟响了。我被父亲骂起床。一个钟头后，德育处老太会在办公楼等着那个擅长拖地的男生出现。

高二起，学校取消了一切春游秋游活动，我梦想中的追悼会只能无限期顺延下去。

大学毕业后，班长与我一起回母校找老师商量返校聚会事宜。出了校门，我们并排骑车。听到她用南京方言与我谈笑，住大学宿舍四年的我已经不习惯了。班长的头发仍然坚硬发亮，夏天骑车产生的炎热的逆风吹不动它们，我看着它们趴在班长肩头成群地晃动，心想，这世上难道真有人能够轻柔地将它们绕于指尖观赏玩弄吗？

告别了她，我在骑回家的路上又一次开始想象今年触摸到的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后来

学妹也是简单质朴的马尾，但长度直达后背，垂在脑后，发尖不停地在胸罩后扣附近一带呈弧形摇曳。学妹懒得在头发上费神，心思全都去了学校各处的选修课，其中包括多国语言，美术鉴赏，摄影基础，建筑学入门，对外汉语教学，等等，等等。院学生会的成员中，数她最喜欢拿我的数码相机翻照片玩，我则常将右手埋入她的辫子里，手指在里面反复穿梭。感受那些柔软和蜷曲，以及轻飘飘的凉气。

我不认为我的毕业与她的去上海读研之间存在什么矛盾。一年后，我买到人生中第一张火车票，背起新购的单反，相机紧紧塞在赠送的摄影包里，然后发短信告诉她，我昨天发工资了。

心里放着许多人生道理。过去我和她在小湖旁畅想着要去许多地方，水乡，小镇，山川，海滩，咖啡屋，野营帐，沙漠，北欧。高铁座椅带来的模糊梦境之中，我终于舍得花钱并敢于请假，学妹则一言不发地赖在我臂弯内，任我带她去所有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听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说的话，任我做我认为自己可以对她做的事。我可以控制梦中的一切。

却不能控制铃声响起、列车进站。

更不能控制真正的现实出现：在她身边那些来自全国和全球各地的新朋友的面前，她与我无话可说。

我唯一能想出的要说的话，则是几条本科时代听来的笑话。

一个月后，我最后一次排队买回家的火车票。路程约两个半钟头，居然买到的只有站票。

我重新返回那座自给自足的小城。两个半小时的站立车程使我不再入梦。

那是一座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名城，城墙漫长，经历多次定都与亡国，无数次残酷的屠杀、灭绝、焚烧、迁徙后，它如今因不断上涨的房价而能够继续洋洋自得地站在原地，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都可以在原地得到满足。我出生在它体内，现在我回来，继续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将一直这样下去。

程梨和高中班长也一直在它体内。女同桌也是。

学妹用自己的方式去过了我设想的那些地方。现在她每年会打开柜子一次，擦拭一回自己买的相机上的灰。她活在另一个更大的自给自足的城市体内。后来她曾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编的故事会那么好看。你这人从来都只有这方面的才华。

她自己从未试过去写一些什么故事，只是爱看别人写出的东西。

过去

有时候我会想一个问题：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故事编得如此擅长？买菜，洗碗，晾衣服，挤地铁，这些时候我都会在想、在编。许多年过去，我知道自己的那些回忆已经完全不可靠。但它们并非是梦。因此，过去我从未这么重视过它们。

某一天，我从床上惊醒，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小学六年级时，快毕业了，我始终没能良好掌握住那些流行的小学生之间的笑话。那天，小学的学习委员、课代表、班级积极分子、活跃人士们聚集在班长家中聚会。我知道他们没邀请我，我是个无趣的人。但我还是买了一大袋零食，走进楼里，敲响班长家的防盗门。

我从门上的猫眼里，能清楚看见他们正在门背后商讨对策的身影。门一直到二十分钟后也没开，门背后也没有声音。他们屏住呼吸，沉默了足足二十分钟，直到我离开为止。

那晚在卧室，我倒出自己所有的乐高积木，顺着记忆搭建出班长家的平面图。那个戴黄色塑料帽子的乐高小人代表我，站在门口。塑料小门开启，乐高小人快乐地接受邀请，走进去，大家开始联欢。

高高在上俯视着积木房间的我，变得和它们一样快乐起来。

现在

二十年之后，门背后的那些小学同学们和我一样，都已经开始在培养教育下一代。

他们和我都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这座城市拥有全世界最长、保存最完好的城墙。

梦的外面什么都没有。梦里充满着的是弯曲发亮的温暖黑发，令所有人都唯有觉得无比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