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西村口的带饼油条店，三个老头，一瓶酒，一碟油炸花生米，三块干烙带饼夹油条，就是一晌午。
高个子嘬着酒，话多：“年轻人难。要供养父母和子女。我们后鲍村尽管地没了，每月倒有两千五，光吃带饼油条，够了。”他说的“两千五”是失地保险费。
老板娘在油锅前接话：“那年锦绣天成楼盘，因为地便宜，商品房价也便宜，每平方米两千七还是两千八。原来是用的是后鲍的地。”
牙齿松的老头掰着饼：“咬不动了。”高个子笑他：“没福气。我开过刀，如今尿都能憋住了。”
另一个闷头喝，忽然说：“我脾气躁，儿子至今都不喊我爸。”高个子用手拍拍他：“你如今脾气好多了。”
牙疼的想起十二万块钱，手抖：“儿子说我自己愿意给的。”
残羹
酒尽了。高个子抹嘴：“看戏去，如果村里还有一两人来，我有票。来四五个人，难保证。”
店外日头白花花照着。三个老头起身，桌上只剩饼渣、油条碎，吃剩的花生米。硬硬的，像咬不动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