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是我颅内一场无声而漫长的焰火。不是庆祝，是燃烧。
疼痛在中学时代只是偶发的、沉重的闷响，像远山的闷雷。到了大学，它进化成一种精准的酷刑。它会因一缕刺鼻的颜料气味、一次无谓的争执，甚至一阵莫名的烦躁而触发。先是视野边缘开始闪烁锯齿状的光斑，像坏掉的电视屏幕，然后，一种锐利如锥的痛楚便牢牢钉进一侧的太阳穴，伴随着恶心和畏光。我成了校医院的常客，镇痛剂和葡萄糖液顺着透明塑料管滴入静脉，带来短暂的麻痹，却从未触及根源。医生们皱眉、记录，最终归结为“神经性头痛”，病因栏写着：过度焦虑，大脑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一个冰冷的数字被抛出：我的大脑兴奋值维持在4000-5000，远高于常人。这数字像一道烙印，宣布我的痛苦并非虚妄，它是我颅内一场永不落幕的、过载的狂欢。
忧郁，浮躁，贫穷，病痛，孤独，憧憬，希望，寻找。 这十二个字，是我大学时光最真实的注脚，它们搅拌在一起，构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底色。而阅读，成了我在这一片混沌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艺术史老师是位眼睛里有火的老先生。他讲文艺复兴，讲巴洛克，讲印象派，但总在课程间隙，像分享秘密宝藏一样，压低声音推荐书目：“去看看《梦的解析》，弗洛伊德会告诉你艺术底下埋着什么……还有《佛陀》，看看觉悟者如何看破这无明之苦……《梵高传》，必须看，一个燃烧的灵魂……”
于是，我逃进图书馆。在头痛暂歇的间隙，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我开始啃噬这些坚硬的文字。起初是为了对抗现实的贫瘠与疼痛，后来，阅读本身成了目的。
梵高，那个名字，像一枚烧红的铁钉，深深楔入我的认知。
高中画室的师兄们提起他，总带着一种混合着鄙夷与猎奇的语气：“天才？疯子！一生只卖出一幅画的可怜虫，割耳朵的变态。” 他们谈论他，如同谈论一个遥远的、可供消遣的悲剧符号。
直到我翻开他的传记，看见那些滚烫的文字和复制的画作。我才知道，他们谈论的，只是一个被简化为猎奇故事的影子。我看到的，是一个27岁才拿起画笔的牧师儿子，如何毅然抛弃优渥的生活，走向矿工、农人、妓女，走向大地最苦涩的根部。他把钱分给更穷的人，与那些被世界遗弃的灵魂同吃同住。他明白了，神明太远，唯有劳动和燃烧自己，才能对抗存在的虚无。
我也看到了他的爱情，两次，都撞碎在家族荣誉与世俗伦理的铜墙铁壁上。我看到他唯一的精神知己高更，在他割下耳朵、露出灵魂最鲜血淋漓的伤口后，也选择转身离去。我看到他如何在阿尔勒的烈日下，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用颤抖却无比坚定的手，将星空拧成漩涡，将麦田点燃成一片呐喊的金黄。
他不是死于自己扣动的扳机。他是死于 “人心中的成见，那座无形的大山” 。他是被家族的放逐、爱人的背弃、同行的嘲讽、整个时代的漠视，一寸寸碾碎，最终，那颗过于敏感、过于炽热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这冰冷的重量。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头痛刚刚退去，留下一种虚脱的清明。窗外是贵阳铅灰色的天空，而我颅内那4000-5000的异常兴奋，仿佛找到了一个遥远的、悲壮的共鸣。我不是天才，更非疯子，但我理解那种 “火” ——那是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灼热，是无处倾诉的表达欲，是对理解近乎绝望的渴求。梵高的十年，是用生命作为燃料，去点燃那团火的极致证明。他输掉了与世界的战争，却赢得了与时间的对抗。他让我看到，孤独，可以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燃料；痛苦，可以不是终点，而是一种深刻的颜料。
世界以痛吻我，我当报之以歌。 这句话，我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它成了一句咒语，一道护身符。
阅读的路径一旦开启，便无法停止。从《佛陀》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到王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格物致知”，我被一种巨大的空虚与疑惑攫住。我到底在寻找什么？是止痛的良方，还是存在的答案？
我开始将脚步迈向实体空间，走向那些安放信仰的场所。
第一次踏入寺庙，是在青岩古镇写生之后。那座藏于半山腰的古刹，像一处被时间遗忘的秘境。当我跨过那道高高的木门槛，市井的喧嚣瞬间被檀香与古木的沉静吞没。我并非香客，更像一个闯入者，带着画家观察结构的眼睛，和一颗无处安放的、躁动的心。
我仰望天王殿的歇山顶，细数斗拱如倒悬的莲花；我凝视大雄宝殿内释迦牟尼佛低垂的眼帘，那泥胎彩绘、金漆斑驳的容颜，透出一种穿越千年的、悲悯的宁静。曹衣出水的衣纹如水波流淌，仿佛将佛的静定凝固其中。在观音殿，那尊宋式自在坐观音的秀美与温柔，让我怔忡良久。在罗汉堂，五百尊神态各异的罗汉，仿佛将人间的喜怒痴嗔全部定格。
我触摸冰凉的廊柱，仰观飞檐划破的天空。这里的一切——规整的轴线，对称的殿宇，肃穆的塑像，袅袅的香烟——都在诉说着一种 “秩序” 。一种试图用严格的仪轨、清晰的等级（从山门到藏经阁）、普度的宏愿，来对抗世间纷乱、安顿众生心灵的秩序。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可能：将内心的狂风暴雨，纳入一个庄严、宁静的框架之中。
然而，当我读到《金刚经》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时，又感到了另一种困惑。这庄严的殿堂，这慈悲的佛像，不也是“相”吗？我是否又在执着于另一种形式？
于是，我的探寻转向了山的另一面。我去了东山栖霞圣境的仙人洞道观。
与寺庙的庄严肃穆截然不同，道观是“藏”起来的。它依山就势，殿宇与天然石洞（仙人洞、仙灯洞、八仙洞）共生，青瓦灰墙几乎与山岩融为一体。这里没有强烈的中轴对称，布局透着顺应自然的“野趣”。三官殿里，香客拈香行礼，动作轻缓，唯恐惊扰了那份清静。道长说，道教敬三官，求的是“天人感应”，重在自我修行，向内寻觅。
站在三清殿顶层，俯瞰整个道观，我忽然明白了那种根本的区别。寺庙的建筑，是在人间建立起一个指向彼岸的、秩序井然的理想国，它用高度、对称和金光，拉开与凡尘的距离，告诉人们：净土在此，需皈依、需礼拜。而道观的建筑，则是将人的修行之所，谦卑地“嵌入”自然的本体之中，它说：道在自然，心即是道，何须外求？
一个下午，我独坐八仙洞的石凳上，看洞外云卷云舒。寺庙的钟声浑厚，从山脚传来，那是召唤，是度世的悲愿。道观里，只有风声、水声和隐约的诵经声，那是自语，是修心的清音。
那一刻，我颅内的喧嚣似乎暂时停歇了。
我并未因此皈依任何宗教。但这两场游离，像为我混沌的精神世界打开了两扇不同的窗。一扇窗外，是秩序、慈悲与普度众生的宏大叙事；另一扇窗外，是自然、清静与返璞归真的内在路径。它们没有给我答案，却极大地拓宽了我对“答案”可能性的想象。它们告诉我，面对生命固有的痛苦与孤独，人类早已发展出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深邃的应对智慧。
头痛依旧会来袭，像不期而至的暴君。但我不再只是蜷缩在宿舍床上忍受。我会走进图书馆，在梵高燃烧的笔触里寻找共鸣；我会踏上石阶，在寺庙的宁静或道观的清幽中，学习与自己的躁动共存。
大学毕业前夕，朋友们不约而同地送了我好几本不同版本的《道德经》。这巧合像是一个神秘的提示。我开始诵读“道可道，非常道”，试图理解那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
大学四年，我并未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也未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依旧贫穷，时常孤独，头痛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但我寻找的过程，本身已是一种建构。我像一块粗粝的陶土，被忧郁、浮躁、病痛反复揉捏，又被梵高的火焰、佛陀的宁静、老子的玄思所浸染、所塑造。
我依然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但我知道，寻找本身，已让那颅内的、过载的焰火，找到了一些可以照亮的旷野，而不再只是灼伤自己。那场焰火，开始试图描绘星空，而非仅仅燃烧自身。
当我最终离开校园，再次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我背上行囊，里面除了简单的衣物，还装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一个割耳画家的疯狂与坚持，一种“报之以歌”的倔强，一份对秩序与自然两种终极慰藉的模糊认知，以及一句“道法自然”的古老箴言。
它们是我从大学这场漫长的颅内焰火中，抢救出的、仍在发光发热的余烬。足以让我在接下来的、更冰冷的现实里，保持一点内在的温度，继续前行。
寺庙的钟声与道观的风声，暂时抚平了颅内的喧嚣，却未能完全驱散心底的沉郁。2020年底，当我揣着未完成的景德镇学艺梦，回到贵阳参加学期考试时，一场看似寻常的联谊，正悄然为我灰暗的世界，投下另一束温柔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