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第四章“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读的时候兴高采烈，觉得明白了。要写笔记了，却不知怎么开始。
作者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描述的两种文化的区别说起。阿诺德指出，两种文化的区别根源于行与知之间的差异。希伯来关心实践，希腊人关心知识。
希伯来文化理想的人是有信仰的人，希腊文化理想的人是理性的人。有信仰的人是个整体的具体的人。希腊人则是历史上第一批思想家；他们发现了普遍事物，发现了抽象的和无时间性的本质、形式和理念。对这项发现的陶醉，使得柏拉图认为只有活在永恒中才算活着。
随之而来的是希腊人有种理想，把超然看作只有哲学家才能踏上的智慧之路。希伯来文化的着重点是献身，是人对自己有死的存在（同时是肉和灵），对他的子孙后代、家族、种族和上帝的热情介入。永恒对希伯来人说来，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但希腊人却认为，永恒是人可望通过他的理性随时不断接近的某种东西。
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在希伯来人看来，理性和逻辑都是蠢人引以自豪的东西，并没有触及生活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语言无法企及的深处，即信仰的至深处。
希腊人追求美和善，把它们看做同一件事物，至少总是重合的。马修·阿诺德曾提及的希伯来人的罪感，对人的存在的可恨的和桀骜不驯的方面太过敏感，因而不能容易地把善和美等同起来。
柏拉图的理念论：宇宙里“真正实在”的事物，乃是共相或理念。个别事物是半实在半不实在的，所谓实在只是就它们分有永恒的共相而言的。共相因为是永恒的，所以是完全实在的；那转瞬即逝、变化万端的个别事物只有一种影像一类的实在性，因为它会消逝，所以就仿佛不曾有过似的。人这个共相比任何一个个体的人都更实在。这是柏拉图主义中最关键的一点，因为正是这一点传给了所有后世的哲学，而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对之进行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严格的和独立的学科，它的奠基人则是亚里士多德。
西方人一直在希腊人的阴影下思想。诚然，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也有反抗希腊智慧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们也还是以希腊人为他们制定的术语来思考他们的反抗并得出结论的。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理性是我们人格中最高的部分：人真正说来就是理性。因此，一个人的理性，就是他的真正自我，他个人身份的中心。这是以最严格最强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的理性主义——一个人的理性自我是他的真正自我——这种理性主义迄今一直支配着西方哲学家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