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到啦，疫情严重，祝愿大家鼠年快乐！都能身体健康，远离病毒！

虽然大家都只能呆在家里啦，但我们还可以一起读书嗷！

一、内容简介：

《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由詹姆斯.凯瑞的论文和演讲稿整合而成。前四章主要讨论传播的“仪式观”。第一章《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第二章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首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期间那场通俗文化之争的价值就在于争论者们强有力地捕捉了北美的社会结构。接下来凯瑞为解决通俗文化之争里提出的文化概念比较粗糙的问题引述了格尔兹的《文化阐释》。

第二章想要探讨传播研究面临的困境以及传播研究与社会科学间的矛盾。并指出文化研究是实现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的路径。强调 “文化传播学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我们的任务是构建这一文本的解读。”

第三章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首先指出了大众媒介抵触纯理论的表达和系统性的讨论，接着转向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的公众之争，李普曼认为公共舆论并不论促进民主，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事务应交给精英管理。但凯瑞批判李普曼犯了笛卡尔传统的谬误。而杜威积极维护参与式民主，并主张以交流澄清思想。

在总结分析李普曼和杜威的思想后，作者重新定义了传播，“传播不仅作为反映，而且作为行动。” 凯瑞将发现人类存在的研究去向定义为文化研究，并指出“这是传播的仪式观，它强调的是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四章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凯瑞指出要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传播学研究中的整体框架做一个重新定位，他批判了媒介研究中的功利主义，指出传播研究应该从传统的权利模式和焦虑模式中解放出来。

第五章到第七章讲的是技术与文化，凯瑞回顾了三次传播革命：印刷业革命、电子革命、“控制论革命”，对“技术乌托邦”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传播技术的革命的进步性在于创造更民主的政治形式。

二、时代语境学术脉络分析：

（一）凯瑞批判经验学派的效果研究

凯瑞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传播学研究时，当时传播学的研究主流是经验学派的效果研究，凯瑞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开始逐渐占据美了国思想的主流地位始与20世纪20年代。

传播学的四大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卢因以及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是拉姆都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重视传播效果的研究。“13项研究里程碑均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 属于纯粹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

传播学的经验学派指是以美国学者为代表在传播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学派，经验学派重视经验材料，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经验学派的研究目的是从外部条件、环境因素等角度出发来揭示社会行为的原因。

经验学派以实用主义研究为目的致使很多研究者都是站在维护现行体制的立场上，他们把社会体制作为研究前提而非研究问题。

经验学派注重传播的效果研究，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开创了效果研究模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

“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

因此，凯瑞从文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研究传播的全新维度。我国传播学者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这个庞大复杂的理论迷宫里,可能存在着许许多多解构 “弥诺斯迷宫” 的 “线团”, 能够扮演英雄忒休斯角色的也绝不仅仅是某个或者某个流派。进入传播学理论迷宫的方法论的提出才是解决传播问题的核心，而不是无意义地争辩流派的种类、数量。 而凯瑞无疑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从从传播的仪式观进入传播研究的方法。

（二）凯瑞承袭了部分芝加哥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

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信息传递和交流。

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杜威十分强调大众传媒对于开启民智的作用，大众传媒对于促进民主的作用。 “最切实可行的传统（尽管并不完备）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

凯瑞在此书中多次强调了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杜威、C·H·库利、W·冯特、G·H·米德，R·E·帕克等。凯瑞受杜威的影响深远。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开篇，凯瑞就引用了杜威的话在所有的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观点。凯瑞认为杜威的话是想要激发我们对传播这一日常行为的惊奇感和敬畏感，作者认为应该改进杜威研究的不足，开启全新的文化视角来研究传播。

杜威的传播观思想对凯瑞的影响主要在于指出了传播是一种共享、沟通；传播创建符号构建意义，通过符号和意义的构建和维系社会：传播构建维系社会，而不仅仅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描摹；传播是一种共同参与的社会实践，一种贯穿了生活始终的实践错恒。这些思想也正指涉到了凯瑞的传播观思想的核心，凯瑞认为传播应以社会的、共享的、共同体形式出现。

传播媒介环境学派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是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形成的传播学派，以对文化、技术和传播的理解为特征。英尼斯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人，而凯瑞显然深深受到了英尼斯的影响。

本书后四章研究媒介环境学派。凯瑞认为英尼斯回应了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问题，他真正定义了传播的概念，并将传播的维度放置于历史中去考量。英尼斯开辟了一种基于历史维度的并构建经验性基础上的学术型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传播研究的新的阐释和批判路径。

三、核心观点及论证分析：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一）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采用“隐喻”的形式

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将传播区分成“传递观”和“仪式观”两种。

传播的传递观指 “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 他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

传播的仪式观涉指到了更多的宗教含义。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很显然，凯瑞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郭建斌认为凯瑞对于传播的仪式观的思考类似维克多特纳对人类象征性行为在隐喻层面的考量。凯瑞所说的“传播的仪式观 ”，属于人类传播活动隐喻层面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和仪式的隐喻有着类似之处。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凯瑞是用隐喻的方式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呢?因为只有从隐喻的层面正确得理解了传播的仪式观，才不会把传播的仪式与传播的仪式观混为一谈，才能超越文本的隐喻，通过使用本体符号，对已有的进行再解释。

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向布道、说教和教诲的功能主义，而是指向虔诚的祷告者、辉煌典礼的神圣性。樊水科指出凯瑞用 ‘仪式’一次作为对传播的隐喻，可能是因为凯瑞认为仪式即是文化。

只有理解正确“仪式观”一词的隐喻含义，才能突破与宗教相关的本义。在仪式中, 人们不是观众而是参与者。仪式不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什么人身上,而是什么事情人们参与其中。

（二）观点的产生：回溯历史与个人生活经验

凯瑞首先从美国文化的历史角度回顾了了传播的传递观。

从古至今，传播与政治、经济技术关系密切，为了巩固统治，传播更强调它的控制目的。信息移动本质上与货物、人的位移是相同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将会影响运输的方式、效率，例如凯瑞在后几章提到的电报就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效率，可以说经济与技术的发展、运输和传播密切相关。

而传播的“传递观”根本上源自于一种宗教取向。传播的“传递观”观念萌生于美洲拓荒，教徒们离开了欧洲，开辟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而在迁移的位移过程中，教徒们深信这些位移过程的救赎意义。

凯瑞指出“运输一词的精神含义是在地球上建立并拓展上帝的领地，而传播一词的含义同样如此。” 凯瑞认为当科学和世俗力量逐渐普及后，传播的宗教隐喻的外在呈现性虽逐渐消失，但宗教暗示并未从人们的思想中彻底消失。

接着凯瑞指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而传播的“仪式观”通过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将人们吸引到神圣的典礼中，共享信仰的表征，从而构建一个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除了根植于宗教的历史积淀，与凯瑞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密不可分的。

凯瑞出生于美国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工人家庭，天主教定期的弥撒仪式和蓝领工人的聚会活动都是一种神圣的仪式。教徒和工人们都在这样的传播仪式中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传递信息、交流观点、共享信息的表征。弥撒仪式、聚会活动都是富有仪式的符号过程，通过这些富有仪式的符号过程，人们以团体的身份参与到神圣的典礼中，完成了传播的生产、维系、修正、转变的过程。

以报纸为例，传播的传递观更强调研究新闻媒体对人们认知、态度、行为层面的改变，对社会机制的影响们传播的“仪式观”，则将阅读报纸这一行为视为参加的一次弥撒仪式，读者在这样的一种弥撒仪式中，了解特定的世界观。在凯瑞看来，报道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仪式。

周鸿雁认为报道不仅是新闻信息的提供与传递,还是一场令人着迷的仪式,人类文化的图景在这种仪式之下被描摹出来,而正构建了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意义。

  在对待两种传播观的态度上，凯瑞认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并不需要相互否定。“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改变过程，它只是主张除非人们从本质上对传播与社会秩序采用仪式性的观点，否则他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过程。”

凯瑞是唯心主义者，他提出的假设是语言第一位，现实第二位，他认为人类生活在符号的现实中，通过符号形态的构建、理解创造了现实。这种理解回应而来凯瑞在书中引用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定义：传播是一种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而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被创造、理解、使用的过程。

（四）传播的传递观加剧现代文明的混乱，传播的仪式观促进民主

人们对文化的研究不够重视，而凯瑞认为只有在文化中才能真正发现传播，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发现合理的传播模式。

现有的传播模式加剧了现代文化的混乱，现有的传播模式强调实则以传播的传递观为核心，派生出了权力与焦虑模式，传播与社会模式存在紊乱。

受传播的传递观的影响，人们从根本上把社会看做是以权力为核心控制而成的网。

我国学者周鸿雁、孙健认为，媒体上通过符号描述而呈现假设的真实引发人们在实际生活里的烦恼和行为上的烦恼增多的现象可以通过传播的传递观来解释。

“根据仪式模式重新打造传播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进一步把握传播这一‘奇妙’过程的本质，而是为重构一种关于传播的模式并为传播再造一种模式提供一条路径，为重塑我们共同的文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作为富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凯瑞指出传播学研究的出路是探索民主政治的美好路径，而传播的仪式观正是通向民主政治的美好路径。

四．局限与不足

（1）过于注重传播的仪式性的形式却忽略了传播本身的内容

刘建明指出传播的仪式观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

凯瑞过度强调了传播的仪式观仪式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将人们吸引到神圣的典礼中，共享信仰的表征，从而构建一个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凯瑞甚至认为传播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过于重形式、轻视信息、轻视内容，被禁锢在了形式主义的藩篱中。

（2）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更能促进民主

实际传播中，仪式观并不是实现民主解决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传播的仪式观究竟是能更好地开启民智还是让公众陷入“仪式的狂欢中”还尚无定论。

有学者就已经发现，在特朗普“推特治国”的这一仪式中，民主对究竟说了什么却并不关心，参与的观众最终盲目陷入“仪式的狂欢”，也被“降格为仪式”。凯瑞在书中批判了不切实际的“技术乌托邦”，但凯瑞对传播的仪式观提供的通向民主的路径过度自信、乐观也让他自己陷入了理想的乌托邦幻想中。

（3）带有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色彩，走向了文化研究的对立面

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书的开篇就批判了经验学派功能主义的效果研究，但传播的仪式观背后仍是杜威的参与式民主，可以说出传播的仪式观也带有功能主义的趋向，而这正是文化研究的对立面。

胡翼青认为凯瑞的研究甚至远离了文化研究的内涵，某种程度上站到了文化的反面。文化研究沦为凯瑞用以自我标榜的一种符号，凯瑞激活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控制思想。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的核心指向仍是民主政治，他希望公众能够在参与式民主的社会中共同构建出一个意义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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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佘又有.重读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所思[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3,34(8):322-322.

[4]樊水科. 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 被误读”[J]. 国际新闻界，2011（11）：32-36.

[5]周鸿雁,孙健.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J].东岳论丛,2010,31(12):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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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5,0(5):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