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小时候就是别人眼里的怪人，喜欢看人家杀猪宰羊的血腥场面，喜欢一个人趴在坟头上玩，后来逃课时也是逃到坟场里看书，甚至还有所谓的心灵感应：能预知别人家里的事情、预感到电话将会响起。

我想，这些所谓的“怪”只是性格使然吧，而性格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何况，三毛是个极其有个性的人。只是，如此有个性的三毛后来居然会有严重的忧郁与自闭，大概是她的个性与当时的教育体制“犯了冲”。

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的三毛再合适不过了。几乎所有人都反感呆板教育，而三毛因为个性与偏科的原因，早早就被老师扣上“问题少年”的帽子，可以说她本身就是呆板教育的受害者。

读过三毛作品的人都知道，三毛是个语言天才，她自小就以书为伴，爱书如命，广泛的阅读让她颇具语言天赋，作文更是深得老师赏识。然而，偏科！

“我其实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数学也不该是死板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一步一步去推想去演算，这和侦探小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可是三毛与数学老师之间的仇恨似乎越来越深。

初二的第一次月考，三毛有四门不及格，她痛定思痛，开始收心，和每一位老师合作，三次数学小考，竟都满分！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认定她是作弊。倔强的三毛哪能受得了这气：“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结果，“在全班同学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画在地上的粉笔圈里”，“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的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画完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三毛终于明白，“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于是，三毛开始厌校，开始逃学。但是她厌校不厌学，逃学到坟场，只因那里安静，可以用心看书，不必担心有人打扰。

不久，逃学事发，父母伤心却又无奈，只能让其休学一年。

女儿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少年”，做父母的怎能不心急如焚！三毛被带到医院检查智力，结果智商测试只得60分，接近低能儿的标准。父母焦心，三毛自己也极度彷徨，迷失了方向，也因此变得敏感多疑，有了忧郁与自闭的倾向。在一个夜晚，她以割腕的方式来逃避一切，所幸被父母及时发现并救回，但是，她的心，已经是灰暗灰暗的了。

次年开学，三毛在母亲哀哀的目光里进了校门。但她依然无法摆脱学校的阴影，进了校园就感觉喘不过气来，只勉强上了一节课，就再也呆不下去，又逃课了。不过这回没逃去坟场，而去图书馆啃了一天的书。

父母终于妥协，让其退学在家，自行教育。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那位数学老师，不知还会不会有后来我们所知道的三毛，也许三毛会凭借语言天赋与特长，发展得更好，也许三毛会和普通人一样，升学工作，成为一名学者或者记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那位数学老师，三毛最起码可以少走一大段弯路。

不再上学的三毛彻底封闭了自己。除了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她干脆把自己锁在了屋里，整日里看书，吃饭也是由母亲送进房间，从不出去与大家一起吃。

不得不敬佩三毛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之强，也感慨他们的伟大与开明。离开学校是无奈之举，老师如此，学校如此，当时的教育体制如此，作为普通家长又能怎么办呢？他们没时间想别的，只是想方设法别让女儿走偏了、学坏了，最好能学一门技术，以后也好在社会上立足。

虽然学是不上了，但教育并没有停止。一方面她一头扎进书堆里，什么书拿来就是生吞活剥，另一方面她的父母也开始教她读古文、念英文，对她感兴趣的文学更是没有任何限制，主动给她零用钱买书，为她添置书架。不仅如此，还让她学钢琴、学插花、学绘画，培养她的兴趣爱好，也希望她能习得一技之长，将来衣食无忧—— 这是父母最实际的愿望。

三毛是个随性的人，学什么全部听从自己的内心。除读书外，所有的兴趣班都是父母安排的，有的也是三分钟热度，比如钢琴、插花，但是绘画却成了一生的挚爱。倒不是她的画画得有多好，而是她对色彩意象、对美学艺术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独特的想象力与感悟力。

小学时候，偶见一幅画，“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产生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那一霎间，透过一幅画，看见了什么叫美的真谛”，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后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国外，三毛都经常在画展的一幅幅作品前流连忘返。

正因为如此，当她在家里偶然看到姐姐同学随手画的一幅油画，心里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和冲动。这位同学正是顾福生的学生，当她知道，她也可以去跟随顾福生学画时，欣喜若狂，第一次心中有了期待，并愿意走出家门。

如果说前面那位数学老师把三毛推下了深渊，那么，顾福生就是伸手把她捞起来的人。没有顾福生，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三毛。而三毛也认定顾福生是她一生的恩人。

顾福生是台湾著名油画家，也是赫赫有名的顾祝同将军的第二个儿子，性格温和，讲话轻声慢语，对“怪怪”的三毛并没有半点敷衍和排斥，言语间都是尊重与商量的口吻，不带半点勉强，这是三毛以前不曾遇到过的。当他看出三毛对素描没有感觉时，便征求她的意见改学色彩。当三毛因自卑自闭又准备放弃时，他又不失时机鼓励她读书，并送她杂志书籍。于是，本来是来跟老师学画的，却每天回家后多了读书的作业，而读书正是三毛最大的兴趣。

学画之余，三毛开始和老师说书中的内容，谈读书的感觉，一时间，师生似乎有了共同的话题，三毛也有了可以倾心交谈的对象，讲起话来自然、自信多了，有一次画画的时候脱口而出：“我写文章给您看吧。”顾福生说：“再好不过了。”

于是，三毛用心写了一篇文章交给顾福生。奇怪的是，此后一连几天，顾福生像是忘了一样，绝口不提文章一事。三毛敏感多疑的心思又上来了，刚找回的一点自信也在消失，又开始沉默不语，实际上自卑的种子又开始发芽了。

就在三毛心灰意冷准备再度放弃时，顾福生轻轻告诉她，那篇文章已经交给了《现代文学》的主编白先勇，会在下月发表。

自己的作品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并变成铅字发表，三毛一下子看到了生命的曙光，不再迷茫，不再彷徨，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文字发表“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著写作的那颗种子”。正是顾福生有意无意的小小举动和人文关怀，打开了三毛幽闭多年的心门。

那是1962年，三毛19岁。在三毛看来，那篇文章——《惑》的发表是顾福生和白先勇的照顾，不算数的，她又写了一篇文章试投《中央时报》，也顺利发表了，三毛总算对自己有了肯定和目标。

顾福生对三毛的帮助不仅于此，他鼓励三毛走出门外，多交朋友，还主动找机会、写条子给她介绍朋友。三毛也因而能够走出房间与大家一起吃饭，甚至敢与弟弟打架，也能外出参加聚会，结交新朋友。

说顾福生是三毛的贵人，应该不为过吧。他远赴海外前，把三毛介绍给了好友韩湘宁继续学画。此时的三毛虽然对恩师的离去深感不舍与遗憾，但心扉已经打开，已经完全从忧郁和自闭中走出来，朋友多了许多，眼界也开阔了许多，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21岁的时候，经朋友介绍，三毛去台湾文化大学自荐，成为哲学系的一名旁听生。在台湾文化大学，三毛开始了全新的学生生活，学业优异，人缘颇佳，深得老师和同学欣赏，一篇代替考试的文章把老师感动得泪流满面，给了她99分，遇上了自己喜爱的人并勇敢表白，也写就了那首著名的《橄榄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首自己过去不堪的那几年，三毛自感虽然失落颓废，但是不玩世，不断地追求、反省，改正个性上的缺点。其实，哪有什么学霸、学渣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人生是多元化的，并非以一条直线上的先后来判断好坏，只要不停学习，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忧郁的三毛从深度的自闭中走了出来，变得阳光、乐观又有主见，除了有恩师顾福生的开导与肯定，也有父母的艰辛与付出，更有自己的努力和思考，她的性格也因此变得坚韧，具备了以后说走就走，留学异国他乡、走遍万水千山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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