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这原本是江南百姓讽刺南明小朝廷的谚语。但是，回顾历史，观照现实，我们却能发现，这个现象似乎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你走进一家发廊，10位Tony老师里，就有5位是总监，剩下的5位里，3位是首席总监，2位是店长。又比如，你走进一家公司，10位员工都是经理，名目包括但不限于客户经理、项目经理、高级经理等。说是“经理不如狗，总监遍地走”也不为过。
即便是在以管理扁平化著称的互联网企业，这个现象也依然存在。在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总监只能算是基层管理者。VP（Vice President，副总裁）听上去很牛了吧，其实全公司有100多个VP，只能算是中层管理者。VP上面的SVP（Senior vice President，高级副总裁）才能算是高级管理者。
当然，这个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管理学界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汇用来描述它，即“头衔通胀”（Title inflation）。
其实，“头衔通胀”的出现往往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其导致的组织权力结构畸变又会给组织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就以太平天国为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解读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权力斗争，聊聊“头衔通胀”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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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封王太滥，到天京陷落时，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近年来，这个说法在中文互联网上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太平天国的一大“黑点”。很多人误以为，这2700多个王爷都是锦衣玉食、香车美人，过着腐朽不堪生活、专门吸吮民脂民膏的食利阶层。
其实，一方面，综合李秀成、黄文英、洪天贵福等人的供述，2700这个数字本身就是存疑的。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堪称“奇葩”的封王制度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权术考量。
总地来看，太平天国封王的历史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主导因素又各有不同，只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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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天京事变”前，这一阶段的主导因素是太平天国独特的权力架构。
中国历史上“造反”起家的军政集团，都是“一元化”领导体制。比如，刘邦是刘邦集团的绝对领导者，萧何、张良也好，韩信、陈平也罢，都只是刘邦的下属。朱元璋是朱元璋集团的绝对领导者，徐达、李善长也好，汤和、常遇春也罢，都只是朱元璋的下属。
但是，太平天国却并非如此，而是“多头制”领导体制。洪秀全是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则分享着行政权力、军事权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权力架构，还要从太平天国的前身拜上帝会说起。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好友冯云山成为他的第一个信徒。次年，由于在家乡广东传教受挫，两人前往邻省广西传教。不久，洪秀全返回广东，留下冯云山在当地继续发展信徒。
要说冯云山真是一个沉得下心、吃得了苦的“政委”型人才，几年下来，竟然在广西发展出了上万名信徒。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骨干的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
杨秀清和萧朝贵都是广西紫荆山区的烧炭工，家境极为贫苦。但是，由于为人豪迈、义气，在烧炭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韦昌辉是地主出身，但是，由于是客家人，韦家常常受到同村本地人的欺负，非常渴望报仇雪恨。石达开也是富户出身，因为贩运牛羊，常年走南闯北，见识不少。
1848年，由于当地士绅告密，冯云山被以“聚众谋反”的罪名遣送原籍。一时间，拜上帝会群龙无首。
这时，杨秀清和萧朝贵站了出来，他们利用当地流行的“降僮”巫术，假借“天父下凡”“天兄上身”，稳定了人心，使拜上帝会转危为安，不至于土崩瓦解。
等洪秀全从广东赶回来营救冯云山时，为了拜上帝会的大局，追认了杨秀清和萧朝贵为“天父”“天兄”代言的资格。从此，杨秀清和萧朝贵掌握了拜上帝会的实权。
1851年1月，拜上帝会在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同年12月，攻占永安州，天王洪秀全册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这就是“首义六王”。
这个权力布局很有意思，处处体现着实力对比与权力平衡。
太平军中组织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紫荆山区的烧炭工，而杨秀清和萧朝贵是他们的领袖，又拥有为“天父”“天兄”代言的资格，自然是要封王。冯云山是拜上帝会发展壮大的核心人物，又是制约杨秀清和萧朝贵的重要依靠，自然也要封王。韦昌辉、石达开毁家纾难，带领族人前来投奔，也是一支可以平衡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力量，同样也要封王。
但是，太平天国毕竟还在创业阶段，而杨秀清又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军政奇才。因此，洪秀全特别规定“诸王皆受东王节制”。此后，在征战期间，一直是由杨秀清掌握军政决策大权，而洪秀全则深居简出，营造一种宗教上的神秘感。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举例子，刘邦集团、朱元璋集团等其他“造反”起家的军政集团就是家族制企业，刘邦、朱元璋是创始人，担任董事长，掌握全部股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徐达、李善长、汤和、常遇春只是他们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不掌握股份，话语权也很有限，只负责执行刘邦、朱元璋的决策。
而太平天国则是合伙制企业，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都是联合创始人。其中，洪秀全掌握的股份最多，所以担任董事长，杨秀清掌握的股份次之，所以担任总经理，其他四人担任副总经理。但是，由于洪秀全相对弱势，而杨秀清又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因此，公司的经营管理主要是由杨秀清负责，洪秀全主要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负责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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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天京事变”后到安庆陷落前，这一阶段的主导因素是洪秀全重建稳定权力架构的努力。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此前，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已经相继战死。因此，这时，“首义六王”就只剩下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人了。
不久，洪秀全册封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但是，“首义六王”享有“上帝子婿”的宗教地位，而燕王、豫王只是一般功臣，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深居后宫，太平天国一切军政事务均由杨秀清掌握。这进一步刺激了杨秀清的政治野心，他开始频繁利用“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也让他与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矛盾逐步升级。
1856年7月，韦昌辉、秦日纲奉洪秀全密令，诛杀杨秀清及其亲信、部属共计2万余人。石达开在劝阻无效之后，连夜逃出天京。随后，韦昌辉、秦日纲又血洗翼王府，将石达开的亲属全部杀死。
韦昌辉的大肆屠杀同样令洪秀全寝食难安，他担心韦昌辉变成第二个杨秀清。于是，一方面，诛杀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党羽。另一方面，召石达开回来主持朝政。
石达开在外领兵多年，太平天国的前线将领不少都是他的部将出身，加之他在“天京事变”中顾全大局，因此广受爱戴，个人威望迅速提升。
此时的洪秀全，已经因为接踵而来的变故不再信任外人。因此，他名义上让石达开主持朝政，实际上又册封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用来分化石达开的权力。
石达开主持朝政期间，处处受到掣肘，又担心再度发生“天京事变”的惨祸，于是，1857年5月率部出走。不久，洪秀全被迫采纳群臣意见，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位。
此时的洪秀全，亟需重建一个稳定的权力架构，既能高效地协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又要避免再出现第二个杨秀清。于是，他开始起用心腹蒙得恩主持政务，起用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杨秀清弟弟）、韦志俊（韦昌辉弟弟）、李世贤（李秀成弟弟）主持军事。
这个权力布局同样处处体现着实力对比和权力平衡。
一方面，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韦志俊、李世贤等青年将领是从前线拼杀出来的，在太平军中享有不低的声望，属于地方实力派，自己既要任用他们抵御清军，又要提防他们尾大不掉。因此，军权一分为五，由他们各自率领部属在一个区域征战，避免任何一人独掌军权。另一方面，蒙得恩是自己的心腹，能力平庸但是忠心耿耿，由他主持政务，自己既能继续深居后宫，又不用担心他成为第二个杨秀清。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洪仁玕归来才被打破。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之后，他未能与洪秀全汇合，于是辗转前往香港。在此期间，接触了大量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知识，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近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
1859年4月，洪仁玕辗转到达天京。洪仁玕既是洪姓本家，又有治国理政的才干，洪秀全大喜过望，直接光速提拔。不到一个月，洪仁玕就被册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权力直逼当年的杨秀清。
洪仁玕毕竟初来乍到，寸功未建就封为干王，这样的安排，自然会招致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青年将领的不满。
于是，不久之后，洪秀全册封青年将领中的佼佼者陈玉成为英王。半年之后，又册封蒙得恩为赞王、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此时，韦志俊已经降清），并且特别规定“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内外不决之事问于天王”。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举例子，这个时期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是董事长，基本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但是掌握着经营管理的最终决策权。洪仁玕是总经理，日常的经营管理由他负责。陈玉成是副总经理兼业务一部经理，主要负责拓展市场。蒙得恩是副总经理兼行政部经理，主要负责做好后勤。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则分别是其他业务部经理，在洪仁玕、陈玉成的领导下，各自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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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安庆陷落后到天京围城前，这一阶段的主导因素是洪秀全维持稳定权力架构的努力。
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同乡，虽然李秀成年长13岁，但是两人自幼相识、交情很深。石达开出走之后，作为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他们二人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曾经先后联手攻克江北大营、取得三河镇大捷，一度扭转了“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方面的被动局面。
但是，1859年相继封王之后，两人之间却逐渐出现了裂痕。这些裂痕的出现当然与两人不同的性格特质、处事风格有关。但是，根本上说，还是太平天国逐渐失衡的权力架构导致的。
如果我们只看历史地图，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太平天国真的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大部都是它的领土范围。
其实，当时，除了南京、安庆、九江、苏州等少数战略要地及其周边地区，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太平军、湘军、淮军、楚军、地方团练各自占据着一片区域，势力范围犬牙交错。一座城池，可能今天是太平军的，明天就被湘军夺走了，后天又被太平军夺回去。
因此，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真正直接掌握的，也就是天京及其周边地区。凭借这么小的地盘，自然养活不了前线的数十万将士。所以，太平天国的前线将领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势力范围自行筹饷、募兵的。
历史上，当前线将领拥有了独立的财政权、人事权之后，他就不再是朝廷控制的将领，而变成事实上的军阀了，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问题就是如此。太平天国也是如此，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本质上就是军阀。只不过，他们仍然听从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号召，共同抵御清军。
对于军阀来说，手里的兵力和掌握的地盘就是生命线。因此，军阀往往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愿意打硬仗，因为打硬仗会损耗兵力。二是热衷于抢地盘，因为地盘越大，饷源、兵源就越足（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民国时期会频繁爆发蒋冯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这样的军阀混战，以及为什么这些军阀混战往往旷日持久，但是伤亡却并不大）。
陈玉成的地盘主要是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李秀成的地盘主要是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我们不难发现，陈玉成的地盘正是天京门户、长江锁钥，比较贫瘠，还得承受清军的主要压力，而李秀成的地盘则是鱼米之乡、财赋重地，非常富庶，来自清军的压力也比较小。
一边是陈玉成率部打硬仗，损失很大，不易补充。一边是李秀成率部打巧仗，损失不大，收获很多。于是，陈玉成想在李秀成的地盘上插一脚，补充饷源、兵源，用来支撑西边的战事，而李秀成只想经营江南，对西边的战事不感兴趣。天长日久，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
杨秀清在世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前线将领之间也有矛盾，不过，杨秀清都能靠着自己的威望和铁腕摆平。但是，杨秀清死后，无论是蒙得恩，还是洪仁玕，都缺乏杨秀清那样的威望和铁腕。洪秀全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也有意放任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的矛盾。毕竟，鼓励大臣相互争斗，这是自古以来君主巩固自身统治的经典手法。
1861年，湘军大举进攻安庆，形势十分危急。按照洪秀全和洪仁玕的部署，陈玉成和李秀成应当分进合击，救援安庆。但是，李秀成先是按兵不动，后来又磨磨蹭蹭，导致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合肥。
就在陈玉成困守合肥之际，洪秀全却开始密集册封他的部将，先后册封吴如孝为顾王、陈得才为扶王、赖文光为遵王、梁成富为启王。对此，洪秀全的解释是，安庆一战，陈玉成损失惨重，需要尽快筹饷、募兵，册封他的手下为王，正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旗号，好让他们分赴各地招兵买马。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是贾谊在《治安策》里提出的谋略，被历代帝王所采用，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汉武帝的“推恩令”。我们暂且不论洪秀全此举是否有借机削夺陈玉成权柄的考虑。但是，大肆册封他的部将，却导致了一个恶果——陈玉成失去了对部将的绝对领导。
毕竟，你是王，我也是王，你开牙建府，我也要分庭抗礼，虽然有“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的旨意，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想同过去那样如臂指使，是不可能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玉成困守合肥一年，最后被暗中降清的奏王苗沛霖出卖，落入清军手中，凌迟处死。
陈玉成一死，洪秀全苦苦维持的稳定权力架构再次失衡。此时，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成为太平天国实力最雄厚的军阀，他们的势力范围是繁华、富庶的苏州、杭州，饷源、兵源充足。而且，李秀成为人宽厚，很得人心，康王汪海洋、保王童荣海等石达开旧部在脱离石达开、回归太平天国之后，都投入了李秀成的麾下。
此时，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洪秀全在究竟是先解除天京之围还是先攻略上海周边这一战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洪秀全感觉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已经不受控制。于是，1862年，开始大肆册封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部将，先后册封陈坤书为护王、郜永宽为纳王、童荣海为保王、谭绍光为慕王。
于是，历史再度重演。这些部将在封王之后，忙着建王府、选王娘，对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命令开始打折扣、搞变通。因此，洪秀全虽然间接削夺了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权柄，却也让太平天国的外部形势进一步恶化。就连李鸿章都看出了洪秀全的心思，说他“增封多王，以间其党，而内乱猜忌之萌愈，散慢不可制”。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举例子，这个时期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是董事长，洪仁玕是总经理，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则是某两家一级分公司的经理，他们这两家一级分公司为公司贡献了绝大多数营收和利润，威胁到了董事长的地位。于是，洪秀全将他们下属的二级支公司升级为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一级分公司，来达到削弱这两家一级分公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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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天京围城后，这一阶段的主导因素是洪秀全激励将士困守孤城的努力。
1863年以来，太平天国的外部形势进一步恶化，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分别从安徽、江苏、浙江三个方向向天京进逼。但是，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坚持固守天京。
此后，太平天国迎来了第四轮也是最后一轮封王高潮，所谓的“2700多个王”中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这个时期册封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册封的王和之前的东王、西王，或者英王、忠王，或者扶王、护王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封号，统一称为“列王”。
说实在的，当时的天京已经是一座孤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洪秀全想让仅剩的几千将士困守孤城，除了王位这种没有成本的“名器”，还有别的激励手段吗？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举例子，这个时期的太平天国，很像我的朋友老徐短暂供职过的一家企业（当然，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这个操作）。公司实行“全员营销”，每个员工都有业绩压力。但是，让员工拉业务，没有个名头不行。所以，每个员工的名片上都有个“经理”头衔，刚刚入职的员工是“客户经理”，干了几年的员工是“项目经理”，资深一些的员工是“高级经理”。
当时，作为职场菜鸟的老徐应聘的是文员工作。因此，除了“客户经理”的名头，还有一个“行政助理”的名头，一度成为我们调侃的对象。没过两年，这家企业就倒闭了，用那句“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来形容倒真是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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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有云，“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滥授名器一向被古人视为亡国之兆，究其原因，就在于“头衔通胀”会直接导致组织权力结构的畸变与失衡，最终导致组织成员的离心离德。
其实，在滥授名器或者说“头衔通胀”方面，清廷和太平天国也是半斤八两，真没必要“以五十步笑百步”。
在清代，提督是从一品的武官，是一省之内绿营兵的最高长官，全国共有12名陆路提督、3名水师提督，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总兵是正二品的武官，是省内某镇绿营兵的最高长官，全国共有70名陆路总兵、13名水师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因此，提督、总兵都是高级武官。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屡立战功，按照规定，这些有功将士都得重赏。但是，朝廷一来没有那么多银子赏赐，二来也没有那么多官位空缺，于是，就发明了“记名提督”“记名总兵”这种空头支票。
意思是说，你的功劳可以担任提督、总兵，但是，现在朝廷没有空缺。所以，给你一个候补资格，什么时候有空缺了，你就什么时候补上去。至于你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就看你的造化了。到战争结束时，清军当中，有记名提督头衔的超过5000人，有记名总兵头衔的超过20000人。换句话说，很多排长挂着省军区司令的军衔，很多班长挂着军分区司令的军衔。
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说的是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在“湘军摇篮”湖南湘乡的事。
当时，太平天国早已平定，湘军也早已解散回乡。这些湘军将士多年来掠夺了不少金银，自然不愿再务农做工，于是，终日酗酒豪赌。知县决心整顿社会风气，一天深夜，亲自带领衙役查封了一座赌场。
看到全副武装的衙役，赌徒们抱头鼠窜，只有一个中年男子仍旧大摇大摆的。于是，一个衙役冲上去兜头就给了他两鞭子。
中年男子勃然大怒，扒开破破烂烂的罩袍，露出了里面的衣服。知县一看，是一件狮子补服。原来，对方竟然是一名正二品“记名总兵”。知县吓得目瞪口呆，赌场也不查封了，赶紧收队。
回了县衙，知县仍然心有余悸，于是，痛骂当时打人的那名衙役，“你这个狗奴才！他可是朝廷钦赐的正二品‘记名总兵’，要是把他打伤了，你能担待得起？”
那名衙役并不言语，只是默默地扒开衙役号服，露出了里面的衣服。知县这一看，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对方穿着一件麒麟补服，原来，他竟然是一名从一品“记名提督”。
这剧情，是不是比现在的“龙王赘婿”“兵王归来”等“打脸爽文”厉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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